禮儀之邦重振中華之禮
    【中新社北京12月14日電】（作者 彭林 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著名史學大師錢穆先生說“禮是中國文化之心”。中國自古就有禮儀之邦的美譽，中國先哲希冀經由“禮治”，逐步走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境界。何為“禮儀之邦”？中國為何會走上禮治的道路？茲事體大，是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認真思考的重要問題。
     中華之禮源遠流長
    中國人禮治的理念始于3000年前的殷周之際。有鑒於商紂王腐敗失德而亡國的教訓，周公提出了勤政愛民的“德治”綱領，並將它轉換為可操作的制度體系，從而有效地將德治思想落實到社會的各個層面，這一劃時代的偉大事件，史稱“周公制禮作樂”。其後經孔子與七十子後學，以及孟子、荀子等人的弘揚和完善，禮樂文明成為儒家文化的核心。西漢以後，作為理論形態的《儀禮》《周禮》《禮記》先後被列入學官，不僅成為古代文人必讀的經典，且成為歷朝制禮的基礎，對中國文化和歷史的影響極之深遠。隨著東亞儒家文化圈的形成，禮樂文化成為東方文明的重要特色。
    《禮記》說：“禮也者，理也。”禮就是按照道德理性的要求制定的社會生活規範，大到政府的典章制度，小到人際交往的規矩、個人修身養性的法則，乃至人與自然的相處之道，無不在禮的範疇之中。
    儒家禮樂文化的內涵非常豐富，幾乎涉及古代社會的所有領域，略舉數端如下：
    在理論層面提出禮是人類自別于禽獸的標誌。孔子最早提出“鳥獸不可與同群”的命題，七十子接著展開深入討論，人與禽獸的根本區別不是有沒有語言能力，而是能否按照禮的要求在生活。《禮記·冠義》說：“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記·曲禮》說：“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因此聖人“為禮以教人，知自別于禽獸。”懂得“自別于禽獸”，就是有了文化自覺。
    為了喚醒人的文化自覺，儒家把禮作為文明與野蠻相區別的標誌。相傳孔子作《春秋》，以為萬世龜鑒。儒家提出“天人合一”的理論，認為人類社會是自然的一部分。儒家認為人類與自然之道相貫通，禮就是自然法則在人類社會的體現，故在禮的設計上，處處依仿自然，使之與天道相符，由此取得形而上的根據。《禮記》說：“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左傳》說：“禮以順天，天之道也。”
    禮是國家典制。《周禮》設計了一套理想國的官制，分設天地春夏秋冬六官，象徵天地四方六合，六官各轄六十職，共計三百六十職，象徵天地三百六十度。隋唐以後，這套制度成為官制的基本模式，包括民戶編製、賦稅法則、軍政儀式、司法制度、營造法式等，如何做到合理，均在擘畫之中，而且無不歸在禮的名下。
    禮是社會一切活動的準則，也是中國人高雅的生活方式。在人際交往中，通過在稱謂、站位、迎送、宴飲等環節上精心設計的各種儀節，體現尊老敬長、孝親睦鄰、自謙敬人、和諧為上的理念。即使是由於空間阻隔，雙方祗能用書信交流時，也有特殊的禮貌用語。人們在行禮過程中體味崇高、莊重、肅穆、威武、豪邁、仁愛、和樂等多種情感。
      禮是區分東西文化的關鍵
    東西方文明是當今世界並行不悖的兩大體系。梁啟超說，兩者的關鍵區別是，中國“重禮治”，西方“重法治”。
    西方是宗教文化，以神作為中心，人人都是上帝的子民，故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然而，人心本惡，人有原罪，人的靈魂祗有上帝才能管束，所以要用法治作為保障。
    中國從西周開始，就已走出鬼神的陰影，懂得在“倉廩實”與“衣食足”之後，把注意力放到人類的道德成長上面，物質與精神要同步發展，並由此邁入了“人本主義”時代。認為人心本善，人的靈魂要自己管，即是用體現道德理性的禮來“修己”與“治人”，不僅要自求多福，同時要把社會管好。（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