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之善理念有何差異？
    （續前）第六，中國社會注重以民生為本，西方則更強調以資本為本。《尚書》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理念，古代規定政府職能的文獻提出了農政、荒政的概念，注重政府保障民生的責任。西方的社會理念則更關注資本的利益，不得隨意對擁有資產的人們徵稅是非常重要的規則。中國往往通過改朝換代來實施土地再分配，這在西方社會不可思議。
    第七，鄰里互助、同舟共濟與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在中國已成為天經地義的傳統，但在西方社會是完全不可能的。因為西方主要奉行個人主義，以個人為本位來實施捐贈，財產利益關係相當明確。
    第八，中國文化講究和而不同，天下一家，有著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情懷，與西方的種族歧視有著根本區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種與人為善的行為方式，令不同民族與種族能融為一體。這與西方對異教徒和不同種族的不寬容形成了鮮明對比。
    第九，東西之間存在著財產繼承制度差異。中國通行的是兒子之間平等繼承，無分長幼；而西方甚至日本通行長子繼承制。在長子繼承制中，即使同為兄弟，一旦形成不同的財產所有者就變得形同路人，甚至夫妻之間都要將財產關係確定得十分明白。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慈善就祗能是救助陌生人。
    第十，善與愛密不可分，同樣是愛，東西之間有著細微差別。華夏文明更強調無差別即超越等級和種族的兼愛，“義”是中國的倫理基石之一。而西方的博愛在表達愛的方式上有一定的等級與種族差別。
    同樣，在政治上，東西方之間也存在著賢能民主與選票民主的差異。中國經過幾千年的摸索，產生了多種形式的選賢任能體制與辦法，其核心就是強調賢能，通俗地說就是德才兼備，建立了不分貴賤與貧富的嚴格的官員考試、選拔制度，後來發展到科舉制。孫中山先生甚至認為考試權是中國治權的一大特徵，並將考試權與立法、行政、司法和監察權一樣作為其五權理論的構成部分。而從古希臘到羅馬帝國，都更注意金錢與選票的作用。最為著名的案例就是曾被認為“羅馬最富有的人”克拉蘇，拿出財產的十分之一辦慶典並給每個羅馬公民發3個月生活費參加競選而勝出，在公元前70年與龐培、愷撒成為“前三頭”。
    其實，關於民主制度，柏拉圖早有結論。他目睹古希臘政治的成敗，在《國家篇》第八卷中得出了三個著名結論：一是，“當一個國家推崇財富和有錢人時，美德和善人就不那麼受推崇了”；二是，“過度自由的結果不可能是別的，祗能是個人和國家兩方面的極端的奴役”；三是，“民主制以輕薄浮躁的態度踐踏所有這些理想，完全不問一個人原來是幹什麼的，品行如何，祗要他轉身從政時聲稱自己熱愛人民，就能得到尊敬和榮耀”。
    不難看到，中西在善的理念上確實存在相當大的差異。理論上很難說哪一方是對是錯，但需肯定的是，東方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的理念，西方也不可能完全照搬東方的理念。
    當前，由於全球化的發展，東西之間、南北之間的文化體系正密切互動，善的理念日益相互影響與交融。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求同存異，互相借鑒，以善促善，創建多樣化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文明交往的希望所在。（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