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西學在清宮傳播
    【中新社北京3月14日電】（作者  朱誠如）中國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副主任、故宮博物院原副院長（主持院務）
    走過600多年曆程的故宮，是中華民族寶貴的傳統文化遺產，也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遺產。其見證了中國作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發展，承載著豐富的歷史信息和文化印記。
    但不為多數人所知的是，歷史上故宮也曾開展豐富多樣的中西科技文化交流。這段中外互動史在人類文明史上有著重要意義。
    “康乾盛世”時期，西學得以在清宮傳播，中西方科技文化在此交匯。從作為清初東西方科技交流產物的原始手搖計算機，到西方宮廷畫師繪製的包括《乾隆皇帝大閱圖》在內的紀實性作品，這些史料成為人們認識18世紀中國歷史的實證，也成為人類文明交流的見證。
    “康乾盛世”國力強大是中西文化交流互鑒的根基
    康熙朝奠定了國家統一的基礎，中經雍正朝大刀闊斧改革，到乾隆朝到達頂峰。歷經三朝，中國加強了對邊疆民族地區穩定有效的治理，也溝通了邊疆各民族與中原漢民族的聯系，奠定了版圖基礎。康雍乾時期穩定的大一統政治局面，有利於社會穩定發展。
    這一時期，中國出現經濟發展、人口增長的新局面。全國耕地面積首次突破10億畝；乾隆時期，戶部銀庫所存白銀常年保持在六七千萬兩，國庫存銀是全國每年財政總收入的一倍半，這在中國財政史上是空前的；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全國人口突破3億，不到50年人口翻了一倍，人口總數出現空前的高峰值。從某種角度講，康雍乾時期奠定了中國今天的人口基數以及在整個世界人口格局中的位置。
    當時中國還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製造業國家。據清史專家戴逸先生的研究，18世紀全世界超過50萬人口的大城市一共有10個，其中中國就佔了6個。城市發展促進了製造業發展，大量中國瓷器、絲綢、茶葉出口歐洲和東南亞。18世紀中國在世界製造業總產量所佔份額超過歐洲。在世界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當時中國的製造業作出了大量貢獻。
    海上交通的開闢，使原本沿著不同軌道運行的東西方國家產生了文化交流。清初到乾隆時期，法國、葡萄牙、意大利、荷蘭、西班牙、英國、俄羅斯等國派遣大批傳教士和使團來華。
    國力的強大使中國既有吸引力，也有抵禦力，這也是中西文化交流互鑒的根基。相較于當時的巴黎、倫敦、莫斯科、羅馬，北京無論在城市規模、人口數量，還是經濟富庶、文化繁榮方面，都有明顯優勢。應該說，18世紀清王朝都城北京、皇宮紫禁城和歐洲出現了相對開放的局面。
    西學在清宮的傳播是人類文明史的見證
    西方使團和傳教士本作為早期西方殖民擴張的先遣隊來到中國，但他們也將西方宗教、文化、科技理念帶了過來，彌補了中國知識界在輿地、天文、數學方面的短板。西式建築的教堂，例如著名的天主教東、西、南、北四堂出現在北京，讓人們看到另一個世界。耶穌會傳教士開始翻譯天文、數學、輿地方面的西方書籍並刊刻傳播。
    康熙皇帝本人熟悉中國古代典籍，凡天象、地輿、歷史、音樂、經濟、騎射、醫藥及蒙古、西域、拉丁諸文字，均有涉獵。更難能可貴的是他重視西洋科學，將懂得西洋科學（即“會技藝的人”）的耶穌會傳教士引進內廷，每日輪班傳授西學。
    康熙皇帝出巡時，身邊甚至有一些西洋學者隨行進行天文觀察和地理測量。中國很早就能繪製地圖，但都無經緯度線，記載里程也多有訛錯。康熙皇帝親自指派中國人與西洋學者一起，按省測繪，費了30年工夫，繪製成精密度遠超過前代的《皇輿全覽圖》。
    在康熙皇帝的支持下，傳教士南懷仁為北京觀象台主持設計製造了黃道經緯儀、赤道經緯儀和天體儀等，傳教士紀理安為觀象台製作了一架歐洲風格的地平經緯儀。這些天文方面的知識和技術，推進了中國天文學的發展。
    康熙皇帝還向來京的法國耶穌會傳教士張誠和白晉等人學習西方數學，他主持的《數理精蘊》比較了西方數學與中國傳統數學，不僅剖析了中國古代數學，還吸收了當時已經傳到中國的西方數學知識，成為代表中國當時數學最高水平的著作。
    乾隆時期開始注重機械鐘錶引進和仿製，把當時先進的機械製造技術用到“機器人”上，鐘錶集走時、報時、音樂、人物活動等多功能於一身。這反映了歐洲機械製造業對中國的影響。
    在中西交流中，除了西方科學技術知識得以突顯，西方藝術特別是繪畫藝術，在康雍乾三代也影響深遠。
    意大利人郎世寧康熙末年來到中國，被聘為宮廷畫家後，歷康雍乾三朝在中國從事繪畫50多年。他善畫帝后人物、珍禽走獸、奇花異卉，能將西洋畫法與中國傳統筆墨相融合，畫風影響深遠。他留下《乾隆皇帝大閱圖》《百駿圖》等傳世名作，是清代傳世作品最多的著名宮廷畫家。和郎世寧前後進入宮廷的畫家法國人王致誠、意大利人安德義、波西米亞人艾啟蒙等善畫油畫人物、肖像、走獸、花鳥，他們落腳清宮，合稱“四洋畫家”，畫了許多反映宮廷重大歷史事件和帝后肖像的紀實性繪畫作品。
    從湯若望的新法地平日晷儀到南懷仁的渾天儀，從西方傳教士翻譯的大批西方科學知識著作的刊刻，到宮廷外國畫家們的大量傳世紀實性繪畫作品，從西方人為康熙皇帝學習數理科學在清宮自製的手搖計算機，到後來獨創的排籌式計算機……這些至今留存在宮廷內外的科學儀器表明，康雍乾時期西方科學技術在清宮的傳播有著重要的價值和意義。中西方科技文化的交流互鑒，是人類文明史的見證。
    中西交流互鑒是人類文明歷史進程中的必然
    清朝皇帝面對西方先進科技文化，接納和學習是明智之舉，但其祗學到皮毛，並未根本改變“西學中源”的觀念，先進的西方製造技術並未扎根中國。紫禁城正殿太和殿前仍然是日晷，而不是先進的機械鐘錶。郎世寧等人的紀實性繪畫在中國寫意水墨面前，仍處於下風。歷史的積累和慣性使然。
    與此同時，西方使團和傳教士也將中國文化帶到西方，中國的歷史文化、天文地理、山川風貌、市井鄉村生活風俗引起西方學界廣泛重視。精美陶瓷、絲綢紡織品成為西方貴族的奢侈品，引發了18世紀歐洲的“中國風”“中國潮”。
    中西文化交流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精品特別是傳統工藝，是中華民族幾千年文化傳承的積累，有著豐富的技術含量。歐洲傳教士和俄羅斯商團學習了中國的陶瓷製作技術，回國進行仿製。絲綢、染色以及漆器工藝，也傳到了歐洲。
    回望歷史，中西文化交流互鑒的歷史是人類文明歷史進程中的必然。由於時代和歷史局限，交流中的碰撞和阻滯祗是暫時的，不必以今人標準苛求古人。在全球化的格局下，更需進一步推進國際科技和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