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公園的「中國內涵」
    【中新社西寧2月25日電】（中新社記者 潘雨潔）自2013年中國政府提出“建設國家公園體制”以來，以國家公園體制試點建設推動自然保護地體系改革的局面正在形成。國內外國家公園建設經驗有何啟示？中國如何將源自美國的“National Park”概念賦予“有人、有文化”的內涵？中新社“東西問”近日專訪中共青海省委黨校副校長、教授馬洪波，對上述問題做出解答。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National Park”這一概念如何誕生？美國創建國家公園對中國有何啟示？
    馬洪波：人類自誕生以來，90%以上的時間都在野外採摘、狩獵，哈佛大學生物學家威爾遜曾指出，人類有“親自然情結”，天生喜歡曠野、草原、森林。而工業革命後，人口集中向城市遷移，為了改善已嚴重失衡的人與自然的關係，“國家公園”概念應運而生。
    美國是移民國家，從1776年發表《獨立宣言》起僅200餘年歷史，因此創設“國家公園”概念以強化各地各色人種對這個新興國家的認同。
    據歷史敘事，1870年，一群探險者在美國黃石地區的河流匯合處燃起篝火，設想建立一個偉大的公園，讓印第安人世代安居、野生動植物自由繁衍生息。但實際情況是，美國當時正在修建橫貫東西的鐵路，發展旅遊成為可能，黃石地區的絕美風景很快成為巨大商機。
    兩年後，世界上第一個國家公園——美國黃石國家公園建立，宗旨是“為人民的利益和快樂服務”，可以看出，當時不僅為保護自然，還偏向于開發。經過多年保護與發展的“拉鋸式博弈”，美國才逐漸確定了“保護為主、兼顧利用”的國家公園定位。
    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成立於1916年，而“國家公園”在中國問世時間尚短，還在新生發展階段，應以開放心態借鑒國際經驗。中國在國家公園建立之初，就明確把保護生態系統原真性和完整性放到首位，體現了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保護地球家園的大國擔當。
    中新社記者：您曾說英國國家公園的建設經驗可能對中國更有借鑒價值，為何這樣認為？
    馬洪波：與美國在“一張白紙”上的建設歷程不同，20世紀50年代起，英國在高度工業化、城鎮化的基礎上建設國家公園。中英兩國都是歷史悠久、人口眾多、文化底蘊深厚的國家，面臨的實際有部分相似性。
    首先，與美國先實現土地國有再進行規劃不同，英國國家公園內土地權屬複雜多元，不是“非公即私”，大部分處“中間狀態”，即土地為私有，但局部通行權可贖買。經多方相互妥協，英國國家公園在不改變土地權屬的同時，通過立法規劃，使國家有效控制土地使用方向，涉及的居民利益損失，從歐盟、國家層面給予補償。
    中國自20世紀80年代土地承包政策實施，至今已成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國家公園內的土地雖為全民和集體所有，但由幾代農牧民承包、經營，因此同樣需要管理土地、正確處理各方關係。2016年以來，錢江源、武夷山國家公園開展集體林地保護“地役權”改革，土地承包權不變，居民按照國家公園的要求經營產業，並獲得一定生態補償，處理方式與英國類似。
    其次，英國國家公園沒有美國那樣的廣袤荒野、“處女地”，大部分是人造景觀，多為“鄉村公園”。全英15個國家公園中，累計常住居民約45萬人，每個公園內既有本地居民工作生活，又有外來遊客觀光旅遊。在管理上，注重繁榮社區，追求傳統文化、經濟活動和生態保護相協調，這一點也對我們有啟發價值。
    中新社記者：從傳統自然保護區到國家公園，中國政府經歷了怎樣的探索與改革？與國際通行的分類體系相比，中國為何將國家公園作為保護等級最高的一類自然保護地？
    馬洪波：1956年，中國首個、廣東鼎湖山自然保護區建立，改革開放以來蓬勃發展，到2018年總量達2750處。然而，大多數自然保護區在“搶救性保護”情況下成立，將一個完整生態系統中的各類自然資源分門別類管理，出臺多種多樣的自然保護地管理辦法，造成交叉重疊，效能較低。
    為將這種混亂、“碎片化”局面刪繁就簡、整合統一，從1996年起雲南省就開始探索運用“國家公園”這種新方式，破解保護與發展難題。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國家公園體制試點由地方上升至國家。（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