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方文明交流存在「互動圈」
      （續昨）需要強調是，小麥和大麥以及種植知識進入史前中國文化圈後在很短的時間內傳遍了龍山世界。龍山時代晚期的新疆古墓溝、小河、甘肅的東灰山等十多處遺址有明確的小麥遺存發現。其中東灰山遺址年代更早，在距今5000至4500年間，不僅有小麥，還有大麥和黑麥。而黃河下游的日照兩城鎮和聊城教場鋪遺址都發現了屬於龍山時代的炭化小麥遺存。值得注意的是，植物考古和基因考古雙重證據顯示，距今約8000年已流行中國北方的小米在距今4500年前傳到中亞，大約3500年前傳到東歐。
    遠距離交流更多是帶來技術與宗教，其中宗教的傳播似乎更迅速。同屬龍山時代的山西臨汾陶寺遺址和下靳遺址鑲嵌綠松石與白玉石的手鐲以及海貝、銅鈴，不僅是審美上的裝飾，還應是財富和來自中亞與北亞的神秘宗教力量。
    可以肯定，北亞互動圈、中亞互動圈、中國史前互動圈至遲在距今4000年前已融合交匯。今天所說的“一帶一路”之“一帶”，至少在這時甚至更早既已初步存在。
    文化交流互動成就多元一體的“獨特文明”
    文化互動會使主體文化在吸收的基礎上對其他文化與社會的文明因素有所揚棄、改造或創新，甚至融合形成新的考古學文化。史前不同區域多樣多源考古學文化的互動一定程度上是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形成的重要原因。某一考古學文化如陶寺文化中常見的複雜多樣的周邊文化因素，反映的可能是不同地方族群參與了其社會的運行與儀式。
    北亞、中亞和東亞三個互動圈較為密切的交流互動為早期中國社會帶來了新的技術知識、新的動植物種類、新的宗教認知。顯然，代表這些交流內容的實物如銅器、綠松石、海貝等逐漸為早期中國文明所接受，成為其龍形器、禮樂器及銅禮器等傳統王權與文明符號之外的新標識。
    廣泛、長期而又深入的文化互動會直接形成兩種結果，一個是文化的“多元”，另一個是文明的中心。前者易於理解，後者需著重闡釋。文化互動中在某一區域文明總會出現較為先進的政治和科技文明，其他區域文明在互動中會對這種先進的“實驗”逐漸認同，形成意識形態上跨越地理單元甚至跨越文化的共識，而成為一種文明的“中心”。在地理空間的合法性基礎上，這中心會進一步成為意識上“正統”，並以“文化基因”血脈相傳。
    總之，正如馬克思所言，“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範圍在這個發展進程中越是擴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於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而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文化交流的意義在於互相借鑒，超越自我，共用一切文明成果，文化互動的發展都是不斷邁向文明的過程。行為準則源于其文明觀，正如今天，幾千年文化基因給予我們“多元，融合、和善、協同”的文明觀，才會有我們世界交往體系中“交流互鑒、命運共同體”的國家行為準則。
   文化因互動而多元，文明因互鑒而精彩。不僅各美其美，更要美美互動，才會美美與共。（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