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紀錄片大師伊文思與中國傳奇交往
    【中新社荷蘭奈梅亨5月24日電】（中新社記者 德永健）出生時父母給他起名“喬治”（George）；年少時他把名字改成“尤里斯”（Joris，荷蘭語“喬治”之意）；盛年時因在世界各地拍片，他被稱為“飛翔的荷蘭人”；逝世後“落葉歸根”，一座紀念碑在他的家鄉——荷蘭東部小城奈梅亨高高竪立。
    他是荷蘭紀錄片大師尤里斯·伊文思（JorisIvens），1898年生於奈梅亨，1989年病逝于巴黎。作為一名照相器材經銷商的兒子，伊文思13歲就拍攝了自己的電影“處女作”，在世界電影史被公認為紀錄片先驅，包括1958年以一部充滿詩意的紀錄片《塞納河畔》摘得戛納電影節短片金棕櫚獎。
    在伊文思長達60多年的創作生涯中，中國“不可或缺”。從1938年第一次到中國拍攝抗戰紀錄片《四萬萬人民》，到1984年至1988年多次往來中國拍攝最後一部作品《風的故事》，中國的歷史、地理、文化乃至社會變遷長久吸引著伊文思的目光——中國成為他拍攝時間跨度最長、產生作品最多的國家之一。
    這是一位電影人與一個國家的傳奇交往，也是一位荷蘭人與中國人的不解情緣，這當中，包括伊文思的“老朋友”——中國共產黨。近日中新社記者走訪奈梅亨，在伊文思的出生地尋找他與中國共產黨相識交往的點點滴滴。
    一首歌

    1938年，伊文思與著名戰地攝影師羅伯特·卡帕等人一道來到中國，輾轉武漢、台兒莊、蘭州、西安、廣州等多地，拍攝了紀錄片《四萬萬人民》。伊文思曾回憶，這部為中國抗戰留下寶貴史料的紀錄片讓他和中國“相遇”，他拍攝了一個“在戰火中瓦解又在戰火中形成的國家”。
    如今回看，伊文思當年收錄到影片中的一首歌曲，成為日後這個“在戰火中形成的國家”最好的註腳——“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這首《義勇軍進行曲》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在保存伊文思生前資料和私人物品的奈梅亨地區檔案館，記者查閱到了有關《義勇軍進行曲》的珍貴檔案——在一頁有些發黃的紙片上，工工整整記錄著《義勇軍進行曲》的中文歌詞、歌名和作者，左上角標注著歌名的英文翻譯。
    由於《義勇軍進行曲》當時就已唱響中國大江南北，伊文思將這樣一首知名抗日歌曲收入片中並不令人意外；1939年《四萬萬人民》在美國紐約首映，進一步擴大了《義勇軍進行曲》的影響力；據史料記載，1940年美國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羅·羅伯遜聽到這首歌後大為感動，1941年羅伯遜灌製支援中國抗戰的唱片，不僅以“起來：新中國之歌”命名，還特意用中英文演唱了《義勇軍進行曲》。
    除《義勇軍進行曲》，從奈梅亨地區檔案館保存的資料可以看到，拍攝《四萬萬人民》期間，伊文思和他的搭檔還將其它多首抗日歌曲記錄存檔，其中既有鼓舞前線將士奮勇殺敵的《游擊軍》，亦有光未然作詞、冼星海作曲的《贊美新中國》——“看吧！看吧！新的中國，在戰鬥之中創造……”，歌曲呼喊的願望，隨著1949年中國共產黨建立新中國終得實現。
    一台攝影機

    以拍攝《四萬萬人民》為契機，伊文思與中國共產黨相識。熒幕前，《四萬萬人民》出現了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等中共領導人召開軍事會議的場景以及朱德的鏡頭（由美國記者在延安拍攝）；熒幕後，由於受到阻撓無法赴延安拍片，伊文思託人將手裡的一台35毫米攝影機和幾千尺膠片送到了延安。
    1938年秋，延安電影團（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的前身）成立，伊文思贈送的攝影機和膠片成為延安電影團第一批拍攝器材。前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廠長錢筱章曾回憶，正是利用這台攝影機，延安電影團在艱苦的戰爭年代為中國革命留存了寶貴的影像資料，“每當我們看到這些動人的鏡頭，都會想到這是伊文思的重要貢獻。”
    新中國成立後，1956年伊文思再度訪華，成為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接待的第一位“國際友人”，後來還應邀成為該廠的藝術顧問，向中國電影工作者傳授自己的視聽理論。在奈梅亨地區檔案館保存的資料中，有一幅老照片正是錢筱章與電影藝術家司徒慧敏一道去機場迎接伊文思，三人並肩而行，談笑風生。
    1985年底，影片《血戰台兒莊》開拍前夕，恰逢伊文思剛剛飛抵北京。聽聞消息，伊文思與《血戰台兒莊》的主創人員叙談，向這些“同行”介紹了自己47年前在台兒莊戰役中的拍攝經歷——從《四萬萬人民》到《血戰台兒莊》，這不吝是一種“影像傳承”。
    一生情誼

    走訪奈梅亨期間，記者專訪了歐洲伊文思基金會理事、電影史專家安德雷·斯圖夫肯斯（André·Stufkens）。談到伊文思和他的中國“老朋友”，斯圖夫肯斯毫不猶豫地說出一個名字——周恩來。
    在斯圖夫肯斯看來，雖然伊文思的作品充滿鬥爭精神，但他其實個性溫厚，不好爭論，這與周恩來廣為人知的隨和性格十分合拍，而且周恩來是位“影迷”，樂於同伊文思探討電影藝術。
    拍攝《四萬萬人民》時，伊文思一心想赴延安拍片，因受阻撓始終無法成行，經周恩來好言相勸，伊文思不再堅持，轉而拍攝了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在武漢召開軍事會議的場景；伊文思託人將手裡的攝影機送出後，周恩來和夫人鄧穎超曾在攝影機前留影，對伊文思的感謝之情不言而喻。
    新中國成立後，伊文思在周恩來的邀請下數次訪華，拍攝了《早春》《愚公移山》等紀錄片，在當時新中國受到西方輿論封殺的情況下，為“世界看中國”打開了一扇窗。在奈梅亨地區檔案館，可以看到多幅周恩來接見伊文思的老照片；1979年11月，鄧穎超以“老朋友”的身份在北京飯店為伊文思慶祝了他的81歲生日。
    在生命的最後幾年，伊文思在中國拍攝了最後一部作品《風的故事》，以超現實主義的手法講述一位西方電影人追尋風、追尋中國文化的過程，以及與孫悟空、嫦娥、李白、兵馬俑等中國神話人物或歷史人物的對話，猶如為自己與中國的情緣寫下一部“自傳”。
    據斯圖夫肯斯介紹，拍完《風的故事》，伊文思曾在採訪中細述內心對中國的情感，“他最喜歡中國人的和諧觀”，斯圖夫肯斯說，“他不想要衝突，最想追求的是和諧，而非鬥爭或者別的對立。”
    另一點是伊文思對中國文化有關“流動”的深深共鳴。斯圖夫肯斯說。
   伊文思最後一部作品以“風的故事”命名，很大原因是因為“風”代表著流動，代表著變遷，很多時候還代表著“前行”。
    正因如此，斯圖夫肯斯在出版研究伊文思的專著時，選擇了一張他眼中寓意頗深的照片——拄著拐杖的伊文思站在一群“兵馬俑雕塑”中間，眺望遠方，一起前行——不是走入歷史，而是走向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