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為公」影響
 中華文明的發展
    【中新社北京2月7日電】（作者 姜義華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天下為公”的權威論述，見之于《禮記•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是謂大同。”“天下為公”，是孔子追求的理想狀態。
    “天下為公”，可以稱為中國古代小農社會的發展動能之一。先秦墨家所崇尚的兼愛、尚同，可謂代表了這一動能。毛澤東主席1958年12月為印發《三國志•張魯傳》所寫的批語中指出，“極端貧苦農民廣大階層夢想平等、自由，擺脫貧困，豐衣足食”“帶有原始社會主義性質”“帶有不自覺的原始社會主義色彩”。漢、唐間實行的限田、佔田、均田等制度，表明國家政權必須負擔起均配土田的責任，驅動他們這麼做的最深層動能，便是“天下為公”。
    中國傳統地權與資本運行體系和與此相應的國家治理體系，在漫長歲月中因“天下為公”“天下為家”同“天下為私”的相資、相制、相奪，曾持續不斷地自我調整，使中華文明和統一國家得以長期維系和發展；近代以來，在西方資本主義經濟、軍事、政治、宗教、文化排山倒海般入侵的壓力下，在歐美首先成型的近代工業-科技文明全方位的挑戰面前，中華文明又發揮出空前的應變和應對能力。
    諸多近代中國志士仁人曾熱衷學習西方，但不少人從一開始就對西方的資本主義持批評和排斥態度。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一些制度，根本而言，立足于“天下為私”，即立足于每個人都是謀求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自利人”，將私有制視為“現代社會一切文明之源泉”，這和中國對“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的追求產生了激烈衝突。
    社會主義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方才傳入中國的全新概念。但社會主義所秉持的核心價值和基本訴求，非常契合中國人一貫嚮往的“天下為公”。
    康有為在《大同書》中主張公農、公工、公商，去除家庭、國家、民族、種界，將“天下為公”發揮到極緻。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稱，《大同書》源於《禮記•禮運》，“有為謂此為孔子之理想的社會制度，謂《春秋》所謂‘太平世’者即此”。
    1906年，章太炎特別談到要認真研究中國以往各種典章制度所包含的社會主義因素：“至於中國特別優長的事，歐、美各國所萬不能及的，就是均田一事，合於社會主義。不說三代井田，便從魏、晉至唐，都是行這均田制度。所以貧富不甚懸絕，地方政治容易施行。”
    時任興中會和中國同盟會領袖的孫中山先生也將社會主義作為重要奮鬥目標。孫中山起初主張土地國有，晚年提出“耕者有其田”，在《實業計劃》中主張發展國有經濟，掌握國家主要經濟命脈，同時，積極扶助民營經濟，還提出“以世界之資本主義成就中國之社會主義”的戰略構想，後來接受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改組國民黨，決心扶助農工，同廣大工人和農民運動連接起來。
    找到中國真正實現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這一歷史使命，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及其後繼者完成的。在大革命失敗後，毛澤東率先將黨的工作重心從城市轉向農村，放手發動以農民為主力軍、以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為當下目標的土地革命戰爭，在理論上和實踐中將“天下為公”與“天下為家”有機結合起來，開闢了經由新民主主義革命走向社會主義的正確路線。同時，又承認以新興資本主義工商業為代表的“天下為私”存在的歷史合理性，確定了“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基本方針，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積極因素，結成了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就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改革開放以來，從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確認農民對所承包的土地具有獨立自主經營的合法權利開始，中國逐漸確認多種形式的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成功解決了在大規模經濟建設和現代化社會變革中“天下為公”“天下為家”“天下為私”的關係問題，形成了極具世界歷史創造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中國共產黨人在中國政治制度和政治運作方面的艱苦探索、不斷實踐和種種創造，說到底，就是想方設法抑制“天下為私”在政治上所派生的各種制度的負面作用，在全新的內外環境中，延續並光大中國“天下為公”和“天下為家”互相結合、互為補充的優秀傳統。
    西方用以解讀中國最為流行的價值體系、知識體系、話語體系，是幾百年來一直占據支配地位的所謂東方社會理論。近代歐洲特別崇尚財產私有制度的眾多學者，經常將個人本位和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產生和發展，視為文明產生和發展的主要標誌與不竭動力。在他們眼中，包括土耳其、波斯、印度以及俄羅斯在內的所謂東方社會或亞細亞社會，因為長時間保存了土地公有制度和專制主義政治制度，一直處於不開化、不文明的停滯落後狀態。
    其後，亞當•斯密、詹姆士•密爾、約翰•密爾、孟德斯鳩、黑格爾等人，又陸續將所謂東方社會或亞細亞社會的範圍擴大認定到中國。
    1859年，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提出：“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做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儘管他將亞細亞的生產方式作為一種獨特的生產方式列出，且其後一再明確反對將他主要依據歐洲歷史發展所作出的這一概括隨意套用到世界其他地區。但第三國際建立後，一批學者將上述社會經濟形態依次演進的學說絕對化為不可移易的教條和公式，並簡單套用來詮釋中華文明、中國歷史。
    清末以來，在西學東漸浪潮中，歐洲學人關於東方社會的上述論點傳入中國，深深影響中國學界。
   近一個世紀來，學界廣為流行的做法，就是將這些西方思想家關於東方社會的觀點同上述這套公式、教條糅合在一起，構建出亞細亞社會、東方普遍的奴隸制、土地國有封建制、土地地主所有封建制、封建專制主義、封建社會長期停滯等形形色色的理論，用以改寫中國的歷史，銓叙中國現實。
    這些立論，都不難從浩如煙海的各種歷史資料中找到佐證，但都缺乏對中華文明和中國歷史全局的、整體的、貫通的、融匯的把握，對幾千年來一直推動著中華文明、中國歷史發展的核心動能缺乏關照。我們應當努力從構成中華文明生命線的核心價值體系、知識體系、話語體系出發，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正在從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作出解讀，而不是按照西方某種流行的價值體系、知識體系、話語體系來評頭論足，以讓世界更清晰地瞭解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