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思想如何影響中國？
    【中新社長沙8月5日電】（作者  朱漢民  湖南大學傑出教授  國際儒學聯合會副理事長）中華文化之所以源遠流長、生生不息，是因為其中包涵一系列獨特的思想要素和精神密碼，使中華文化獲得強大生命力。民本思想是中華文明的核心政治理念，它既對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形成產生重要作用，也對中國傳統政治實踐產生深刻的歷史影響。從中西文化交流與融合的視角考察，民本思想對中國政治文化的近代轉型與中國化民主的不斷探索，均發生了深刻影響。
 
    民本思想起源
 
    民本思想的起源，主要有兩方面：其一，“六經”體系的民本思想，《尚書•五子之歌》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是中國古代民本觀念的最早源頭。後來周王去討伐殷統治者，強調“民意”才是“天命”的體現和代表，使殷商對天的宗教信仰轉化為民本的政治理性。《尚書•泰誓》中記載有“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體現了周王對國家治理中民眾力量的認識，達到了上古時期統治集團對民本重要性的最高水準。
    其二，春秋戰國時期儒家諸子的民本思想。這一時期民本思想有重要發展，奠定了中國傳統民本思想基礎。儒家士人吸收了西周先王的民本思想內涵，但是又淡化其中對“皇天上帝”的宗教信仰，建構了一種系統化民本主義政治學說。首先，早期儒家提出國家權力來源於人民。儒家強調，君主的權力來自人民。《禮記•禮運》是孔門弟子子游所著，他提出：“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這一段話表達了早期儒家的民本觀點，提出人民奉養、服從君主的目的，是基於人民自己的“自治”“自安”“自顯”。孟子在討論堯舜禪讓的問題時，也表達了關於君主政治權力來源的思想，即國家權力主要是“民與之”，故而君主不可以將來源於人民的權力私自轉讓他人。孟子進一步指出，只有人民才是國家體系的基礎，統治者要得到人民支持才能夠得天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離婁上》）荀子也提出君主權力來源於人民的思想，他指出：“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荀子•大》）
    儒家諸子還提出政治權力為人民，主張一切政治權力必須以人民利益與福祉為目標。子貢曾經問老師：“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孔子答：“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論語•雍也》）也就是說，能讓人民過上好日子，是比堯舜還強的聖人。儒家主張將百姓過上好日子，作為統治者的執政目標。孟子提出以民為貴的重要思想：“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孟子•盡心下》）孟子將政治目標的重要程度、政治價值的等級系列，做出鮮明的排序：人民第一，社稷國家次之，君主個人更次之。
 
    民本與中國傳統政治
 
    以上所述，是中國傳統民本思想的兩個主要來源。這些思想理念，對後世兩千多年政治制度的演變、政治實踐的過程，均產生了重大作用和影響。秦朝奉行的是崇拜權勢的君本政治，故而建國僅十五年而亡國。而後來出現的“漢唐盛世”，是中國古代史也是世界古代史上國祚長、國力強的最強國家之一。漢唐盛世形成的原因很多，但是確實與這一時期統治者自覺接受民本思想有密切關係。基於秦朝快速亡國的教訓，漢代統治者很早就接受民本思想。如西漢初賈誼建言：“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本也。”董仲舒進一步為漢武帝建言以民為本，提出“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天立王以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春秋繁露•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這些思想對漢朝歷代帝王強化民本意識、不斷制定重視人民生活的經濟制度、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使漢朝走向民富國強。唐代統治者也如是，唐太宗自覺意識到：“君依于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資治通鑒》卷192）李世民提出國依於民的重民思想，提醒統治集團必須重視民眾的利益，否則將失去民心。這種重民思想使得唐代實行開明政治，納諫任賢，建立君民和諧關係，才有歷史上著名的“貞觀之治”。（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