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質就業方解低生育率之憂
近年來，各類就業配對會和校園招聘日接踵而來，為求職者提供尋找工作的關鍵窗口。與此同時，今年首季失業率降至百分之二點一，創有紀錄以來新低。然而，就業數據的改善，在本質上可能只反映了「數量型就業」的復甦，而非「質量型就業」的升級。另外，年輕人對穩定工作和收入的需求，與其婚育意願之間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沒有穩定的經濟基礎，談論結婚生子往往流於空談。因此，特區政府不僅要保障本地居民有工作，更要保障他們有「好工作」、有「應對未來的能力」！
早前勞工局首次以新聞發佈會形式公開就業與外地僱員統計數據，象徵著特區政府在勞動力市場治理上邁向了透明化與科學化的新階段。當局指出，去年透過線上線下多元渠道，協助居民成功配對一萬一千五百八十四人次，就業追蹤結果顯示近八成仍然在職；今年首季已協助本地居民成功配對二千七百六十九人次，同期失業率降至百分之二點一，為有紀錄以來的最低水平。勞工局又指，今年首季外地僱員總數基本與去年同期持平，當中非專業僱員按年減少逾一千五百人，其中，文職按年減少一百四十五人。政府強調，將繼續按市場變化審慎調控外僱數量，確保外僱主要作為補充本地人力資源，並優先為本地居民創造就業機會。
低失業不代表優質就業
近年政府想方設法去協助居民就業，其功勞不容抹殺。而從統計數據來看，也似乎都在說明本澳就業環境正朝好方向發展。但問題是：就業數字的改善，和市民能否找到「好工」之間，從來不是一條直線關係。失業率下降，不一定代表就業質素上升；職位空缺增加，也不代表空缺就是適合本地居民、具合理薪酬、具晉升空間、能支持長遠生活的工作。若大家忽略職位結構、薪酬水平、工作穩定性、行業前景，以及不同年齡、學歷和技能群體之間的落差，就很容易被亮麗的統計數字掩蓋市民的就業焦慮。
要正確解讀統計數據，先要釐清一個核心概念，就是：就業不等於優質就業。前者只說明一個人是否有工作，後者則涉及工作是否合理、穩定、能否提供體面收入與發展前景。社會如果只追求「有工作」，而不關心職位是否匹配、是否能養活家庭、是否有向上流動機會，那麼就算失業率下降至零，市民生活質素也未必有所改善。同樣地，當局指出，今年首季尋找首份工作的畢業生佔失業居民約百分之六點三，較去年第三季的百分之十八點三大幅下降。這亦需冷靜解讀，百分比大幅下降，看似成效顯著，但這一數字並未揭示畢業生所從事工作的性質與質量。他們之中，有多少人獲得了與學歷匹配的全職崗位？有多少人被迫接受兼職或低薪職位以逃避「失業」的統計標籤？統計學上有一個廣為人知的概念，叫「幸存者偏差」，在就業數據中同樣適用---大家只看到成功就業的畢業生，卻看不到那些委曲求全接受劣質就業的年輕人。因此，若僅以失業率來評定青年就業政策的成敗，無異於以體溫正常來宣稱病人已康復，忽略了體內仍潛藏的深層毒素。
職業穩定才有生育意願
小小的澳門，也拿下很多「世一」，當中包括出生率在全球處於「倒數第一」（全球最低）的極端水平。近年特區政府也搞盡腦汁鼓勵市民結婚生子，如推出《育兒津貼計劃》、增加產假等。然而，沒有穩定的就業，任何生育鼓勵措施都是無本之木。不少官員建議市民「放下身段，不要揀工」、「先就業，再擇業」，這類鼓勵當然有其良好意圖。但實際上，本地人求職困難是否純粹因姿態過高，就值得商榷。例如，有年幼子女的市民若接受月薪八、九千元的工作，需另花費四、五千元聘請家傭照顧子女，實際收入有限。經過深思熟慮後，市民決定放棄那份工作。此類情況並非不願放下身段，而是薪酬水平與生活成本失衡。市民月入一萬元，或許仍能生存，但肯定不能養家活兒。
歸根究底，生育率不僅是一個數字，更是社會健康程度的指標。一個讓年輕人不敢生育的社會，必然存在著需要正視的結構性問題。要鼓勵年輕人生育，並非拍段宣傳片或寫篇宣傳文案就可奏效，而是要認真正視年輕人的訴求，為他們創造穩定、公平和有希望的就業環境。唯有當年輕人能夠在穩定且具尊嚴的工作崗位上，看見清晰的職涯前景與合理的回報，他們才有條件和有底氣去談論結婚生子。
確立本地人向上流動機制
當前不少中青年人面臨的並非「無工可做」，而是向上流動受阻。因此，特區政府不應只公佈失業率和職缺數量，應建立一套「就業質量指數」，該指數應涵蓋：薪酬中位數與通脹的對比、全職比例、首三年晉升率、專業對口率等。透過精準的數據披露，讓社會清楚了解本地求職者究竟獲得了什麼崗位。另外，目前專業外僱逾六千二百人，這對產業多元化有其必要性，但必須設立明確的本土化培育指標。對於聘用專業外僱的機構，政府應強制要求其建立類似「本地徒弟培育計劃」，並設定明確的交接年限與退場時間表，不能讓「本地缺乏技術」成為企業長期聘用外僱、壓制本地人向上晉升的藉口。
近年政府在協助本地人尋找工作方面，確實下過不少功夫，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大家不能只看到數字改善，就以為就業問題已解決。當一名本地畢業生投出數十份履歷卻只能獲得一份月薪一萬元、毫無晉升機會的工作；當一名具備專業技能的本地青年發現管理層崗位永遠向外僱開放；當一名基層工人發現自己的福利被不斷壓縮、收入不足以應付高昂的生活成本。這些微觀和具體的困境，絕非宏觀數據所能涵蓋。統計數字會說話，但不能反映全貌，關鍵在於，官員和社會是否有勇氣傾聽數字背後那些真實的聲音。要謹記，就業政策的最終目標，不應是讓市民「有工開」，而是讓他們「有好工開」；「優先聘用本地居民」的原則，不應僅僅體現在保障本地人「有份工能維持溫飽」，而應體現在保障本地人對薪酬福利優厚和有晉升空間的「好工」擁有優先選擇權！
*雲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