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詩詞在文明互鑒中發揮作用
    （續前）中國詩詞蘊含著久遠的文化傳統，祗有對中國的古典文化理解得越多、越豐富，才能更好、更多地體味詩詞中的意味。以用典為例，祗有真正理解了所用典故的涵義，才能更 好地體味詩人、詞人用典的良苦用心。外國漢學家在這方面面臨著許多困難。
    實際上，真正的漢學家對中國詩詞的研究非常用功與認真。我在U.B.C的學生施吉瑞（Jerry D. Schmidt），碩士論文研究的是韓退之，博士論文關注的是楊萬里。畢業後，他留在U.B.C教書。我退休之後，他就接了我的課，教授中國古典詩歌。他十分注重中國傳統文化知識的纍積，會把中國古典的書籍、材料查得非常清楚、詳細，書上標滿了註解。正是得益於切實而嚴謹的治學態度，他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國古典詩歌。
    我與海陶瑋先生（Professor Hightower，哈佛大學東亞系主任）初識於1966年夏天，之後合作了數十年。我切身感受到了跨國合作對中華文化向外傳播的重要性。當然，跨國合作更需要合作雙方都具有相當高的學術水平。初識時，海先生正在研究陶淵明的詩。他具有極佳的眼光，認識到了西方文化對中國傳統有許多不理解的地方，需要和精通中國傳統文化的人合作打通中西文化交流的路徑。因此，他誠摯地邀請我與他合作。我將我對古典詩歌的理解講述給海陶瑋先生，讓他能够更深入、更清晰地理解中華詩詞，而他也幫助翻譯了很多我的作品。這樣的跨國合作確實有益於中華詩詞更好地向西方世界傳播。
    此外，傳播中國文化時，首先要問問自己是不是真正熱愛中國文化，是不是知道中國文化美好品格所在，是不是能讓它們在自己身上表現出來。一句話，就是要用言行、用實踐來傳播中國文化。
    中新社記者：您如何看待中華詩詞在文化交流、文明互鑒中的作用？
    葉嘉瑩：大約十年前，南開大學跨文化交流研究院曾出版我的《中英參照迦陵詩詞論稿》，囑我撰寫序言。其中談了成書之經過及當年與哈佛大學海陶瑋教授合作研譯中國詩詞之理念。這段與美國第一流大學的第一流漢學家密切合作的經歷，讓我對文化交流、文明互鑒有所感受。
    早在1953年，海先生就曾在美國杜克大學所出版的刊物《比較文學》（Comparative Literature）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意義》的文章。其中特別提到，古典中國文學的歷史比拉丁文學的歷史更久遠，而且古代的文言文，即使在白話文出現已久後也仍是一種重要的文學語言，兩者並存而不悖，不像拉丁文學古今有絕大歧異。中國文學以其傳世之久、方面之廣，在世界文學中佔有重要地位。而要想研究中國文學，就需要徹底瞭解中國文學。
    至於學習中國古典詩歌的用處，我個人以為正在其可喚起人們一種善於感發、富於聯想、活潑開放、更富於高瞻遠矚之精神的不死的心靈。關於這種功能，西方的接受美學也曾有所論及。按照西方接受美學中作者與讀者之關係來看，則作者的功能乃在於賦予作品以一種足資讀者去發掘的潛能，而讀者的功能則在於使這種潛能得到發揮的實踐。而且讀者在發掘文本中之潛能時，還可以帶有一種“背離原意的創造性”，所以讀者的閱讀，其實也是一個再創造的過程。
    而這種過程往往也就正是讀者自身的一個演變和改造的過程。如果把中國古典詩歌放在世界文學的大背景中來看，我們就會發現中國古典詩歌的特色實在是以這種興發感動之作用為其特質的，所以《論語》說“詩可以興”，這正是中國詩歌的一種寶貴傳統。
    有人問“中國古典詩詞會滅亡嗎”，我以為不會。我相信，宇宙間確有一種屬靈的東西。人的生命當然是短暫的，但詩歌的生命卻生生不已。
    如果說，要我總結出最希望將中華詩詞的哪一種美感向西方世界傳播，那就是詩詞中的中國人的精神。
   字裡行間流淌著的中國人的情感、意志與品性，是我最希望傳遞給西方讀者的。（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