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跨族婚戀小說
 如何表現民族融合？
      【中新社天津2月23日電】（中新社記者 張道正）蒙古族跨族婚戀小說以不同民族青年男女的情愛關係表達民族融合的祈願，體現出維護民族團結、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文學使命感。這種獨特的敘事類型如何形成？怎樣通過永恆的愛情主題表現民族文化親緣關係？這些創作具有怎樣的現實意義？天津師範大學文學院丁琪教授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對此作出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跨族婚戀成為蒙古族小說的重要題材內容，是在怎樣的社會歷史環境中形成的？
    丁琪：中國是以漢族為主體的統一多民族國家，各民族之間由於地理、歷史、文化、信仰等差異而保持著族群邊界。但從長期歷史來看，多民族交流融合仍是主流趨勢，跨族通婚是民族交流的重要形式。
   “和親”曾是中國封建王朝鞏固與周邊少數民族和諧關係的重要方式，昭君出塞、松贊干布與文成公主的愛情佳話，都是和親歷史背景下的文學藝術結晶。
    蒙古族是與外族通婚較多的少數民族。20世紀初，蒙古族出現與其他民族通婚的現象，尤其與滿族、漢族、達斡爾族通婚較多。新中國成立後，伴隨包容的民族政策以及漢族移民的大量遷入，漢族成為蒙古族通婚的主要對象，因而蒙古族跨族婚戀小說中最為常見的是講述蒙漢通婚的故事。
    中新社記者：新時期蒙古族跨族婚戀小說有怎樣的創作特點？
    丁琪：蒙古族文學一直具有維護民族團結的優良傳統，從20世紀50、60年代的瑪拉沁夫、敖德斯爾，到新時期的阿雲嘎、郭雪波、白雪林、海泉等作家，均以文學藝術方式讚美和諧的民族關係，譴責狹隘民族觀念和民族分裂行為。跨族婚戀小說繼承這種優良文學傳統，以愛情婚姻為載體表現中華多民族間的文化親緣關係。
    新時期蒙古族跨族婚戀小說創作日益繁盛，並反映蒙古族社會的動態發展變化和精神困惑。在蒙古族進入國家性現代化過程中，社會經濟文化飛速發展，但機器主導的工業文明也逐漸取代古老的遊牧生活方式和傳統價值觀。究竟是保持自我還是踏上現代化列車，在哪些層面保持自我，哪些層面應該革新，蒙古族小說在愛情線索的牽引下，對這些時代和社會轉型問題，給予深入思考和審美表現。
    小說往往以男女青年的戀愛關係隱喻民族交流融合，一方面表達民族文化自信，借助異族觀察者視角再現蒙古族的神奇地域風情，歌詠蒙古族人民淳樸善良、無私奉獻的傳統美德，弘揚壯美、博大、包容的民族精神；另一方面也流露出對社會轉型的焦慮情緒和發展困惑，這也可以視為對民族前途命運的思考。蒙古族小說深厚的思想內涵和飽滿情感，都來源於它關注社會發展現實、遵從真實性的創作原則。
中新社記者：跨族通婚面臨的主要阻力是什麼？蒙古族作家如何表現民族融合？
    丁琪：跨族通婚面臨的主要阻力是民族差異。由於族源、地域、語言、習俗、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區別，形成了客觀上的民族差異。一般來講，兩個族群的文化同化程度較高，族群之間沒有語言障礙、宗教上互不衝突或能彼此包容的情況下，兩個民族間會出現較多數量的通婚，否則跨族婚戀會遭遇阻力。
    基於這種社會現實，蒙古族跨族婚戀小說往往把民族差異設置成敘事衝突，男女主人公為純潔的愛情而戰，美滿姻緣沒有造成隔閡，反而加強了民族交流和文化融合，以浪漫的愛情敘事表達民族交流融合的強烈願望。
    《麻山通婚考》以麻山牧村第一例跨族通婚為原型，從生活情感視角再現了新中國成立前後跨族通婚的歷史進程。新中國成立前，大貴與阿麗瑪因遭族人反對被迫分開，受到傷害的大貴變成“蒙漢不通婚”落後觀念的捍衛者，反對侄子和阿麗瑪女兒的戀愛，直至歷經波折後，有情人最終喜結連理。作品反映出跨族通婚由封閉到開放的歷史性進程，詮釋了民族差異並非永遠存在，人類的社會性、文化共性使這種觀念成為歷史。（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