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暑山莊可比肩萬里長城 
     【中新社石家莊9月30日電】（中新社記者 牛琳 張桂芹）承德避暑山莊及周圍寺廟，作為中國現存最大的皇家園林和中原內地最宏博的藏傳佛教寺廟建築群，是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鞏固和發展的重要見證，199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承德避暑山莊及周圍寺廟蘊含哪些政治智慧和文化根脈？為何說避暑山莊可比肩萬里長城？承德博物館館長孫繼新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時表示，從萬里長城到避暑山莊，標誌著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從衝突、碰撞走向融合、發展，是中國民族關係史上的重大轉折點。
    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遊牧民族是中華民族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從萬里長城到避暑山莊，如何理解這是中國民族關係史上的重大轉折點？
    孫繼新：中國自古是統一多民族國家，中華民族的歷史是不斷融合發展的歷史，這一進程中產生衝突、碰撞、矛盾，背後有深層原因。中原地區受漢儒文化浸潤，以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主。而北方民族地處戈壁、沙漠、草原，形成逐水草、嗜酒肉的生活方式。如遇自然災害，遊牧民族生存面臨挑戰，進入中原搶奪是不二選擇。因此這兩種文化的衝突、碰撞自古已成。
    在民族融合過程中，圍繞邊疆民族問題，中原統治者也歷經無數次摸索、嘗試與實踐。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羅賢佑教授將其歸納為四種模式：以防禦和隔離為主的長城模式；崇尚和平的和親模式；崇尚戰爭的征伐模式；融合懷柔的山莊模式。
    “山莊模式”是清代帝王在總結數千年民族關係史的基礎上發展而來，它以懷柔為主導思想，與其他三種模式交互作用。從康熙時期起，中央王朝摒棄了被動機械的防禦體系，充分利用避暑山莊和外八廟，通過避暑、祝壽、秋彌、禮佛、會盟、宴賞等活動，有效團結邊域少數民族，形成“合內外之心，成鞏固之業”的大一統局面，民族團結達到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
    從萬里長城到避暑山莊，是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由分裂走向和解共生的一個標誌，也是中國民族關係史上的重大轉折點。“山莊模式”首次跳出長城，超越地域與民族的思想桎梏，規劃出大中國的原始雛形，對“中華民族”概念的形成和發展作出卓絕貢獻。
    中新社記者：“山莊模式”有怎樣的歷史背景？為什麼說避暑山莊和外八廟不祗是園林與寺廟？
    孫繼新：清代統治者是滿族，入關前雄踞塞外，更能與邊疆民族感同身受。為處理與邊疆民族關係，康熙時期需要一處與蒙藩上層首領際會溝通的離宮別苑。
    擇址承德修建山莊，一方面是因為這裡地處塞外，氣候清爽、景色宜人，既可避暑消夏又距京師不遠。另一方面，康熙認為此地“北控蒙古，右引回回，左通遼瀋，南制天下”，是最適合處理民族問題的地方。
    修建避暑山莊後，康熙將更多民族接見活動挪到此處。到康熙後期，山莊成為處理民族事務、宗教活動的政治分中心，雖不冠“陪都”名號，卻是名副其實的陪都。避暑山莊和外八廟，成為加強邊疆地區管理、團結少數民族、鞏固北部邊防的夏宮和皇家寺廟群，具有鮮明政治背景和特殊政治功能。
    中新社記者：“山莊模式”在中國歷史上有怎樣豐富動人的歷史實踐？
    孫繼新：在清代，廣大蒙藏地區盛行藏傳佛教，四大活佛居延其間：達賴喇嘛理前藏、班禪大師事後藏、章嘉活佛居漠南蒙古、哲布尊丹巴主喀爾喀蒙古。清代護持和尊崇藏傳佛教、“修廟固疆”國策產生後，對蒙藏地區產生極大影響，背後蘊藏豐富的民族團結史話。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環列避暑山莊的12座皇家寺廟群先後建成，分別是：溥仁寺、溥善寺、普樂寺、安遠廟、普寧寺、普佑寺、廣緣寺、須彌福壽之廟、普陀宗乘之廟、廣安寺、羅漢堂、殊像寺。除普樂寺、廣安寺和羅漢堂外，其餘寺廟均由理藩院直接管理（普佑寺由普寧寺代管）。因地處長城邊塞以外，故通稱“外八廟。（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