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民族演進及升華到中華民族
     【中新社昆明2月6日電】（中新社記者 胡遠航）中國人常以華夏民族自居，又常常以“此生無悔入華夏，來世還做中國人”作為信條。究竟何謂“華夏”?華夏民族是怎樣形成的，又如何演進和上昇為超越族際的更高層次的認同？華夏認同的不斷昇華，能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帶來怎樣的啟示？中新社“東西問”專欄就此獨家專訪中國民族史學會副會長劉正寅，從解析華夏認同中探尋歷史的價值。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我們常以華夏兒女自居。“華夏”一詞是怎麼來的？最早出自哪裡？
    劉正寅：就目前所見文獻看，“華夏”一詞最早見于先秦典籍《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楚失華夏”一語。這裡的“華夏”即具有族類的含義。《左傳》舊傳為春秋時期左丘明所撰，但近人多認為是戰國前期的作品。
    “華夏”一詞雖見于《左傳》，但華夏作為一個民族共同體早在西周時期即具備雛形（也有人主張在夏代或更早）。更早的文獻往往以“夏”“區夏”“諸夏”或“中國”指稱形成中的華夏民族。
   從考古來看，華夏族發源於黃河流域。早在新石器時代，分佈于黃河流域的各部落經過長期的交融發展，逐漸形成了炎黃集團與太昊少昊集團。二者進一步交匯融合，發展出夏、商、周三族。至西周時期，以中原為中心，原夏、商、周三族互相融合，並吸收其他部落集團的成分，形成了華夏民族共同體的雛形。
    中新社記者：雛形形成後，華夏民族又經歷了怎樣的演進？
    劉正寅：華夏民族的雛形在西周形成，隨著秦漢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確立與發展，華夏民族進一步吸收、融合邊疆民族，發展成為人數眾多的漢民族；成書于西漢的《史記》建構起華夏正統譜系，並以此為中心將全國統在一起，確立了歷史的統一觀與正統觀。緊接著的魏晉南北朝時期，雖然政權分立，但民族大遷徙、大融合趨勢加強，尤其是匈奴、鮮卑等內遷各民族以華夏正統自居，積極學習漢文化，而大量漢人的南遷又促進了漢族與南方各族的交融與漢文化的發展，使得民族共同體的整體性和向心力日漸增強，迎來了隋唐更大規模的統一。唐王朝在繼承中原傳統的同時，又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北方草原民族文化，勵精圖治，取得了空前的統一與繁榮，促進了大一統政治下各民族交流與融合，加強了各民族的華夏認同。此後遼宋夏金多民族政權並立背景下，各民族進一步交融發展。遼、金、西夏雖為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但都自認華夏；華夏認同發展為超越族類文化認同之上的更高層次的認同。元朝作為中國少數民族建立的第一個全國性政權，打破分裂割據時的此疆彼界，將各民族置於一個大熔爐中，強化了華夏作為超越族類的共同體意識。此後，歷經明、清時期各民族的交融發展，華夏作為中華各民族的共同認同，成為中華民族和全中國人民的共同身份標誌。近代，面對列強侵略，這一共同體意識日漸清晰，並在救亡圖存的民族解放鬥爭中進一步昇華，化為凝聚中華民族的強大精神力量。
    中新社記者：近代又產生“中華民族”這樣一個概念，它和華夏認同有何異同？
劉正寅：“中華民族”概念是梁啟超于1902年首次提出，後來他又發表了《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對“中華民族”的歷史軌跡及複雜成分進行闡釋。梁啟超把“對他而自覺為我”的“民族意識”作為中華民族的本質特徵。抗日戰爭爆發以後，面對事關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現實危機，社會各界加強了對“中華民族”的討論，顧頡剛明確提出了“中華民族是一個”的論斷。有關中華民族的研究一直是學界關注的議題。1988年，費孝通發表《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對中華民族的形成及其結構特點作了宏觀理論概括，提出“多元一體格局”是中華民族的重要特徵。
    梳理這個概念的產生過程，我們可以發現它實際體現出中華民族由“自在”到“自覺”的演變過程。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生活在中華大地上的各民族經過長期的交往交流交融，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完整的不可分割的統一整體，形成了中華民族的自在實體。
    而發端于先秦時期的華夏認同也歷經演進，上昇為超越族類、對這一自在實體的認同。近代以來，面對列強入侵，中國各族人民團結一致，共御外侮，掀起救亡圖存運動。在反帝反封建的鬥爭中，各民族整體觀念更加突出，中華各族兒女意識到民族整體性和根本利益一致性，追求同胞一體以求御他族，建構並認同“中華民族”的新概念。這個概念和華夏認同其實是一脈相承的，都強調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同。
    中新社記者：為什麼華夏/中華民族認同，可以不斷演進與昇華？
    劉正寅：中華民族的先民在起源時期即存在一定的聯系性，表現出相互吸收、融合的特點。用費孝通先生的話說，“當時各族團間文化交流的過程，從多元之上增加了一體的格局”。正是在這一基礎上，孕育了後來的大一統思想，奠定了中華民族整體觀念，成為凝聚各族人民的重要精神力量。
    事實上，西周晚期至春秋時期，非華夏各族內徙，形成了各族交錯雜處的局面，大家就注意到他們與華夏民族在語言、習俗、經濟生產方式等方面的不同——“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戎狄薦居，貴貨易土”。但它是大一統視域下的區別。孔子在《春秋》中主張合乎周禮者為華夏，違背周禮者為夷狄，認為夏、夷可互變，夷用夏禮，即夷的行為符合周的禮樂文明，夷則進而為夏；夏用夷禮，則退而為夷。大一統下明“夷夏之辨”，強調兼容與統一，促進了各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
    秦漢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鞏固與發展，使產生於先秦時期的大一統思想完成了由理論到現實的過渡，並得以在大一統政治實踐中總結、完善、提高，最終確立下來。經歷了兩漢的大統一，大一統思想和“華夷一統”觀念已經深植於人們內心深處，成為牢固不可動搖的信念。而不斷的民族遷徙與交融也進一步促進了各民族間的整體認同。以後即便是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也接受大一統思想，而以華夏正統自居。
    在這一思想影響下，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在保留自身語言、習俗等的同時，繼承和弘揚由各民族共同創造的中華傳統文化。這時的華夏認同已超越了族類語言、習俗，上昇為更高層次的政治與文化認同，進而昇華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同，強化了中華民族的整體意識。
   中新社記者：華夏認同的不斷演進及中華民族的大一統思想，能否為人類構建命運共同體帶來一些啟示？
    劉正寅：華夏認同的演進和昇華是個動態的過程，許多族群參與其中，主導力量實際也一直在各民族間動態轉移。在此過程中各民族自身也在發展、變化，並不斷擴大這個認同。我認為這本身就折射了人類族群發展、融合的一定規律。
    當前，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不穩定因素加劇，人類需要構建命運共同體，需要有更兼容並蓄的思想和更團結的行動。
    包含“四海之內若一家”“天下大同”“一天下，財萬物，長養人民，兼利天下”等眾多內涵的大一統思想及實踐，將為人類的發展提供中國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