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是平民的表達者
    【中新社北京12月10日電】（《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李靜）2022年8月末，王安憶的新書《五湖四海》出版。王安憶一直在寫作，從上世紀80年代初涉文壇至今，作品出版已過百部。“知青文學”“尋根文學”“海派文學”“女性文學”很多定語曾放在她作品的前面，但似乎又都不是她。她的小說題材紛繁，但都帶有鮮明的王安憶風格，被稱為關於“東方平民生存方式與價值觀”的表達。

        “五湖四海”
    近年的王安憶有點像紀錄片導演，在時代中尋找讓她有興趣描繪的人與事。於是，每個作品都有新場景，把鏡頭對準新的人，正如新作《五湖四海》。
其創作契機，還是2014年她到高雄的台灣中山大學參加余光中主持的“大師班計劃”。那裡依山臨海，校門外就是渡口，居民以海鮮為食，生計也總是和水有關，輪渡、天后廟、魚市、漁具、食檔……
    “拆船”這一行業進入王安憶的視野。據說，“二戰”結束後，駐軍撤離，將艦艇船隻炸沉，於是，遍地開出大小拆船廠。
    為何被“拆船”打動？“究其原因實是模糊的。”王安憶回想，“大約要關聯到渡口的氣象，有一種古意。”當然，對於小說，單憑情緒是遠不够的，它需要更多具象的支持。
    王安憶說過，她並不特別熱衷於“下生活”，而是更多地待在書齋中。於是，她的彌補方式是“多看，多想，搜索資料”。為《五湖四海》做準備，最大的困難就是對拆船業的隔膜。王安憶去過造船廠，參觀過遠洋航運的系統運作，以人大代表的身份視察海事法院，但這些場域太宏大了。
    而她偏鐵了心要寫拆船，理由幾乎是“幼稚”的——碼頭、渡口、船、船上的人，甚至臨水的地名——沫河口、曉溪、響水、瓜洲、臨淮關……這些事物奇怪地吸引著她。
    拆船在水上生計中其實不入流，這也體現在材料的稀缺上——遍搜中得到一份祗有八頁的油印册子，題目是“拆船安全生產事故案例”，記錄1988到1989年間的幾宗事故，是行業內部自編和派發的宣傳資料，但已是購書網站唯有和拆船有關的書面記錄，定價12元，僅剩一本。
    縱觀整本《五湖四海》，的確略有倉促感，一些情節來不及展開便匆匆掠過，以致於人物的生活似乎總沒有真的落地。王安憶說“主要在我沒有做得更好”。
    有評論者遺憾於她與真正粗糲的生活缺乏接觸。王安憶承認，她很羨慕莫言、閻連科，他們有很豐富的生活，寫作時祗要挖掘生活中的一角就可以；和他們比，自己“生活的來源比較單一，所以，材料緊缺就是個阻礙”。

          探索與突破
    王安憶母親茹志鵑是知名作家，父親王嘯平是知名劇作家和導演。王安憶在上海讀小學時，就常參加區、市兒歌寫作賽詩會。
    十六歲那年，王安憶離開上海，去安徽淮北農村插隊落戶。她後來回憶，“農村的生活真是很黯淡”，“我始終不能適應農村，不能和農村水乳交融，心境總是很抑鬱”。
    茹志鵑建議王安憶：你覺得孤獨寂寞了，就將看到的事記下來，寫信告訴我。於是，幹完一天活趴在煤油燈下給媽媽寫信，成為王安憶最享受的時光。
    茹志鵑回憶：“她寫的平常的生活情景，生動親切，如見其人，如聞其聲，使人看了就難忘。她寫的有些事，我直到現在也還記得。”王安憶後來最重要的寫作特點——對生活細節的寫實，稠密細膩如工筆一般的漂亮手法，在給媽媽寫信時就已現雛形。
    兩年插隊生活裡，王安憶在書信中錘煉文筆之際，卻並沒能深入那段最下沉的生活，而是“祗顧沉浸在自己的情緒裡，都沒有心思去理會其他”。多年後，她曾反思：“這是一個大損失，我忽略了生活，僅祗這一點可憐的社會經驗，也被屏蔽了，這時候，便發現寫作材料嚴重匱乏。”
    1972年王安憶考入江蘇省徐州地區文工團，幾年後回到上海，在《兒童時代》雜誌擔任編輯，正式開啟寫作生涯。1983年是王安憶創作的一個重要節點——那年王安憶與母親茹志鵑一起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
    此前，她的創作大都是提取自己的生活經驗加以藝術化反映。
    數月的美國之旅和寫作技巧訓練，使她的小說格局發生轉變。其中，還必須要提到一個人——陳映真，這位被稱為“台灣的魯迅”的作家也參加了這次寫作計劃，他與王安憶的一些談話，為她的心靈成長和文學發展都帶來了強烈撞擊。
    回國不久，王安憶發表了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小鮑莊》。在小說裡，傳統古老的小鮑莊即將步入現代文明。代表小鮑莊人本性的“仁義”非常複雜，包含善良忠厚，也摻雜虛偽和保守。這是一部給王安憶帶來無數聲譽的作品。對民族文化沉積與其正負面因素的挖掘反思，使《小鮑莊》被歸入80年代中期“尋根文學”的代表。
    王安憶也並未在這條路上走太遠。她又接連發表中篇小說《荒山之戀》《小城之戀》《錦綉谷之戀》，以大膽而突破性的情愛描寫和對女性在兩性關係中的處境和心態書寫，被歸類為“女性寫作”。
    王安憶似乎並沒有滿足於書寫人類關係和生活表象，她試圖在精神內核和藝術形式上不斷變化和探索，尋求突破。例如《紀實與虛構》《傷心太平洋》。這樣的探索直到她最著名的那部小說出版。

        “有多大力氣幹多大的活吧”
    王琦瑤大約是文學史上最動人的女性形象之一了，她經歷人生40年波瀾起伏，搖曳著從舊上海的里弄走出來，一路走過電影、話劇以及不止一版電視劇，成為王安憶筆下最廣為人知的人物。2000年，第五屆茅盾文學獎揭曉，1996年出版的《長恨歌》獲獎，王安憶有了更廣為人知的代表作。
    《長恨歌》對舊上海的細密描繪，使王安憶一度被稱為張愛玲之後的海派文學傳人。王安憶能理解，但她更希望人們了解她和張愛玲的不同。在王安憶眼中，張愛玲生活在灰暗末世，  但自己“生活在一個朗朗乾坤”。也許正是因此，她在市井百態、柴米油鹽的煙火氣息中，為筆下的人物賦予了一種更昂揚的態度。
    “我的生活經驗在我們那一代人之中是最淺最平凡的。”王安憶在2021年出版的《小說六講》中談到過自己寫作的困境。但這並非無法解決。王安憶提出過一個有趣的觀點，即希望“能用上海的材料來製造一個不是上海的地方”。因此，她一直強調自己是嚴格的寫實主義者。王安憶認為，寫作其實是個向內索取的勞動，“主觀世界也許更大程度決定了你對客觀世界的擁有，否則怎麼解釋有生活資源的人不一定都是小說家”。
    相對平凡的生活經驗可能也使王安憶對更廣泛的題材產生興趣。在《長恨歌》之後，《妹頭》《富萍》《桃之夭夭》都繼續對上海女性的故事進行展開，《上種紅菱下種藕》把目光移向江浙鄉鎮，《遍地梟雄》以男性為叙事突破口，《天香》去展現綉女……儘管題材多樣，但這些小說，在精神內涵、寫作手法、結構方式、語言形式等方面都已形成鮮明的王安憶風格。
    連續寫作的理由源於感性，是樂趣所在，也因為渴望創造。要“寫下去”的是哪些題材，某種程度與理性相關，王安憶解釋：“外部生活非得與你內心生活有關，這關係很微妙，仿佛潛入一個秘密通道，不是理性可以決定，但又離不開理性，感性畢竟是有限而且膚淺的。”在王安憶看來，文學確實需要天賦，但理性的幫助同樣重要。
    王安憶是了解自己的，她為自己選擇了合適自身的創作之路——不自負時代重任，不傾向宏大壯闊。有一個繪畫的朋友曾對王安憶說，他作畫的尺寸，多是在手臂屈伸的範圍內，王安憶覺得這也非常符合她本人：“我覺得體量是有限度的，個人的控制能力也是有限度的，有多大力氣幹多大的活吧！”至於局限，她也早已接受了，何況局限“某種程度決定了你才是你，你就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