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古人源於大陸東南沿海
    （續昨）後來，沙加爾、陳康、倪大白、蒙斯牧、歐陽覺亞、鄧曉華等國內外語言學者，從同源詞、音節和聲調等方面進行論證，特別是發現這兩類不“同構”的語言存在一批具有“同源關係”或“底層關係”的基本詞彙。我們前期構建的語言進化樹形圖，也表明了南島語和壯侗語的發生學關係。而在華南與東南亞考古中大量遺址的發現和科學發掘，為進一步探索和驗證語言學上的“南島—壯侗一體”提供了研究基礎。
    在考古學上，林惠祥等學術前輩早在20世紀30年代到50年代就已作了初步探索。林惠祥先生當年通過論證印紋陶、有肩有段斧錛器等遺存的特殊存在，將中國東南、東南亞的史前土著文化稱為“亞洲東南海洋地帶”；從具體的文化因素論證新石器時代起源、青銅與早期鐵器時代繁盛的印紋陶文化遺存在亞洲東南海洋地帶的空間分佈特徵，認為“武平的曲尺紋陶也見于馬來半島的陶器上，有段石錛見于台灣、南洋各地，武平也有，由此可見武平的石器時代文化與台灣、香港、南洋群島頗有關係”。這是現代學術文獻中對環南海土著海洋文化體系的首次考古學概括。
    林惠祥先生將台灣史前文化看成“祖國大陸東南一帶的系統”，從考古學、民族學角度闡述台灣少數民族的文化形態及其與祖國東南沿海百越民族的關係，初創了南島語族起源與擴散問題在中國的早期研究，成為中國大陸研究台灣南島語族歷史與文化的奠基之作。
    自20世紀60年代起，在張光直先生等倡導的以語言學與考古學為重點的南島語族起源“科際整合”研究中，考古學探源的焦點指向了中國台灣及大陸東南海岸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認為“台灣的南島語族說明台灣是整個南島語族最早起源的地區的一部分；向上推溯四五千年所得的大坌坑文化很可能是原南島語族的代表或一部分的代表”。
    從考古學文化序列上觀察，大坌坑文化的起源是探討南島語族起源的關鍵，它首次確立了距今6500年到2000年台灣新石器時代文化粗繩紋陶文化（大坌坑文化）—細繩紋陶文化（圓山文化、鳳鼻頭文化及牛稠子文化）的發展序列。大坌坑文化與同時期大陸的殼丘頭文化諸遺址和富國墩遺址，可以追溯到長江下游地區的河姆渡和馬家浜文化；最近在台南科學園區考古發現距今約4000年的大坌坑文化晚期的栽培稻與粟遺存，表明大坌坑文化在發展過程中逐步受大陸農耕文化的影響。
    中新社記者：近期考古學比較研究對粵、閩、台的文化共同體有何發現？
    王傳超：在中國大陸東南沿海的浙、閩、台、粵、瓊、桂等地，發現自新石器時代以來密集的“濱海而居”聚落遺址，多數位於當時的河流入海口或海岸線附近，以及近海島嶼，反映了南島—壯侗始祖文化的海洋適應與海洋開發。
    近期的考古學比較研究亦表明，台灣南部大坌坑文化很可能與嶺南地區的濱海文化關係密切。大坌坑文化目前已知的南島語族最早的祖先文化，與距今6500年到5500年的福建殼丘頭文化和廣東東部的陳橋文化有很大相似性，可歸為同一文化共同體。福建北部的明溪南山遺址、霞浦黃瓜山遺址與大坌坑文化南科遺址較為一致，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地層同時發現粟和水稻遺存。
    大坌坑文化之後發展出的區域文化，是後來台灣少數民族文化的基礎，且台灣西海岸諸考古學文化的繩紋陶文化→紅陶文化→灰黑硬陶文化→方格紋印紋陶文化這一史前文化的共同發展序列，基本上與大陸的史前文化發展軌跡相符，祗是年代晚於東亞大陸。這一過程反映了自新石器時代以來，大陸東南文化不同時期、多批次向台灣的傳播與演化。
    此外，在華南與東南亞的整體視野下，以吳春明、焦天龍、Rolett、葛威等為代表的學者，從原始制陶技術、衣裝服飾（島夷卉服、織績木皮）和史前海上交通工具（邊架艇獨木舟）、貿易圈、植物利用等不同角度，以民族志或民族考古成果進行具體闡釋。除了固有的華南大陸沿海史前、早期古文化田野考古之外，從台灣山地少數民族到黔東南苗侗村寨，從原始宗教神話到樹皮打布工藝，從華南子母船到東南亞、太平洋邊架艇，這些民族考古的比較研究，初步展現了華南與東南亞土著百越系—南島人群在海洋文化等方面的文化共性與同源性。
    （郭健新博士、范志泉博士和楊文姣博士對此次專訪亦有貢獻。）（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