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仁愛觀」啟示當下
    【中新社北京9月4日電】（作者 馮時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在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中華文明逐漸形成併發展了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質。對關心中國當下和未來發展的中外人士而言，深入理解中華文明的獨特精神特質，有助於更好讀懂中國國情與發展道路。
    “仁”是理解中華文明的關鍵詞之一。在漫長的歷史延續中，中華傳統的仁愛觀，深刻影響了中國人對自身與他人、社會、自然和世界關係的認知，其中的智慧可被當今社會所借鑒。
 
    中華文明的仁愛觀是超越親親之愛的博愛
    中華文明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強調天地人和諧的三才之道，尊天親地和人的固有觀念使先民常懷謙卑與敬畏之心，從而創造出利他主義的中國文化，其中所體現的惠施三才的觀念就是仁德。
    《說文解字》對“仁”字的解釋是：“仁，親也。從人，從二。”北宋學者徐鉉以為：“仁者兼愛，故從二。”仁的意思是愛他人，而不是愛自己；是兼愛，而不是自愛。所以“仁”字從“二”，意在表現彼此。
    但根據對西周金文“仁”字的分析，這個說法其實並不正確。西周金文的“仁”字，其從“女”從“二”，而“二”字並不是數字，其寫法更像是一個重文符號。這意味著“仁”字無論從“女”還是後來演變為從“人”，其所傳達的思想都是兩個人的親愛關係如同一個人，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親如一人，視他若己。正如《孟子•梁惠王上》所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所強調的彼此不分的親愛意義十分清晰。
    中華文明的仁愛觀並非狹義的血親之愛、夫妻之愛，而是超越親親之愛的博愛，即所謂“孝之施，愛天下之民”（戰國楚竹書《唐虞之道》）。“仁”字本即從“女”字而重之，恰恰暗喻了“仁”所具有的超越血緣同姓的博愛。這種仁愛，由己身之外的人與人，推及人與社會、自然的關係，其思考完美地建立了中華文明的仁愛觀。
 
    心懷誠信的仁德是為人的根本
    何以為人？這是中國文化的根本問題，也是傳統文明理論所闡釋的核心問題。古代文字所表現的“人”字，實寫人的側立之形，其通過語音傳達的意思是“仁”。準確地說，“人”字是在借其讀音表達“懷仁德者為人”的思想，這體現了中國傳統文明觀的顯著特點。
    實際上，中國古代先賢至少在距今八千年前就已在思考“何以為人”這個根本問題。人有飲食之需，禽獸也有，人有繁衍之性，禽獸也有，那麼人與禽獸的區分標準到底是什麼？先賢最終確立的為人標準並不是物化的，而重在以道德修心，這既體現了成人之道，也形成了中華文明的基礎。
    《禮記•曲禮上》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這種以道德作為為人準則的觀念，至今仍為中國人所傳承。
    “人”字的另一種寫法作“兒”。《說文解字》雲：“兒，仁人也。”《中庸》更直言：“仁者，人也。”《周易•說卦》認為：“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這些思想無不清楚地表達了心懷仁德者的做人準則。孔子曾感嘆：“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他認為沒有仁德者便不配為人，當然也就不需要與其談論禮樂。事實證明，先賢對於人者懷仁的思考，早在西周時代就完成了。周人追求萬年為人，其所體現的就是仁德傳家的思想。
    事實上，仁愛建立在彼此信任的關係之上，因此仁與信構成了中國傳統道德體系的基礎。仁愛不是無原則的泛愛，也不是東郭先生認賊作父的糊塗之愛，否則祗能是迂腐。因此，信作為仁愛的基礎非常重要。
    仁愛必須先信於己身，而後才能及于他人。中華文明的仁愛觀根植于誠信，意味著心懷誠信的仁德必然成為為人的根本。
 
    仁愛觀對當今社會深具啟示價值
    提到仁德，就不得不提禮。中華文明中，禮與德為一事之兩面，德為內化之禮，禮為外化之德。禮以節人，所以先賢制禮教人，目的在於節制人的欲望。
    古人以為，自然資源是有限的，人類生產的食貨之物也很有限，不能無度揮霍。而人的欲望決定著需求，有欲則必求，求之不得則爭，爭則亂，亂則窮。很明顯，亂的根源在於人們不斷增長的欲望，因此需要對人欲加以節制，這就是禮。
    《論語•學而》引孔子曰：“節用而愛人。”顯然，節約而不浪費，實際就是仁愛的具體表現，這些思想非常樸素。儒家哲學提倡節欲，荀子提出“養欲”，它的意思並不是把人的欲望培養多多，而是要將人欲調整到一個合理範圍。至於道家哲學，則更主張去欲。因此，中國文化從來都反對縱欲，縱欲則不仁。這些優秀思想，不僅成為傳統仁愛觀的內涵，還反映了先賢對人類文明可持續發展的深刻思考。
    傳統仁愛觀的要義在於恭儉莊敬，所以奢靡不是仁愛，暴殄天物更不是仁愛。古雲“成由勤儉敗由奢”，今雲“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都是仁愛觀念的體現。今天，個別地方仍有奢靡性消費之風、寅吃卯糧式的超前消費衝動，以及以破壞自然環境為代價的商業開發行為，這些都與中華文明的仁愛觀格格不入，是必須摒棄的。
    另外需著重指出的是，中華文明的仁愛觀並非僅體現為對他人的愛，更重要的是對天地自然的愛。
    老子認為：“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芻狗是在祭祀活動中用完就扔掉的東西，雖可滿足一時之需，但終為垃圾。據此思考，凡可產生巨量垃圾的生產形式，都與中華文明的仁愛觀深相背離。事興一利，必生一弊，如何趨利避害是現代文明社會必須深思的問題。
    仁與恩的聯系也十分密切。大自然予人以仁惠，地載萬物，天垂象，先民取材于地，取法于天，一切用度無不來源於天地的饋贈。大自然給與人類材用，體現著天地之仁。古人于年終報恩的大祭是為蠟祭，目的在於感謝天地萬物恩助有年，而天子祭祀時必須感謝八種曾幫助過人們的神物。據《禮記•郊特牲》的記載，報恩的對象有神農、后稷、百種、田間的農官、農官在田頭安身的窩棚、貓虎、堤壩和水渠。
   這種事無巨細的感恩，體現的就是古人所說的仁至義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