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方符號思想在交流中互鑒
    【中新社北京4月8日電】（作者  祝東  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人類生活在各種符號建構的意義世界，符號觀念與符號思想中西古今皆有之。西方如古希臘希波克拉底的症候符號思想，亞裡士多德的語言邏輯符號思想等。東方如古印度的因明學亦包含豐富的符號思想。中國自先秦時代，先哲用符號系統建構了華夏民族的意義世界。
中國符號學傳統的建構實際上是一個對話過程。符號學先驅皮爾斯曾指出：“思想其實是用對話形式展開的，而對話性本質上是由符號組成的。”從人類文化傳承和傳播的角度來看，東西方符號學思想在歷史上不斷交流融合，符號學思想對化解當今世界的文化衝突也具有啟示意義。
    中華文明孕育豐富符號思想
    中華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歷史孕育了深厚的符號學思想資源。中國先民在仰觀俯察的生活實踐中創製了《周易》這一包蘊萬有的符號系統，在類比推理中創造了“五行”這一無所不包的符號解釋系統，然而這些還僅是自發的符號運用，真正對符號系統進行卓有成效的思考並進入“符號學”階段則是在春秋戰國的大變局時代。
    畢竟自發運用符號來進行交流建構社會性意義活動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特徵，而人類何時開始關注符號與意義的關係才進入符號學的自覺階段。春秋以降，禮制崩潰，社會失序，既有的禮制系統不能有效維系社會秩序，固有的文化象徵與意義之間出現斷裂，老子、孔子等智者開始了對禮製文化的思考，禮製成為觀測考察的對象，這樣禮制就轉入禮學階段。人們開始思索禮制的意義活動機制，也即是從自發運用符號的階段進入符號學自覺的階段。
    因此，儘管我們說符號活動與人類社會相伴始終，但對符號與意義關係進行思考的歷史卻並沒有人類自己運用符號進行意義交流與傳播那麼悠久。嚴格說來，是軸心時代的智者開啟了有關禮制符號系統與其功能的思辨之門，如西方的柏拉圖、亞裡士多德，中國的老子、孔子等。伴隨著春秋以降的史家及儒家學者對禮制的思考，禮學興起，中國的先民才轉入到符號學的自覺階段。
    中國先哲儘管並沒有提出類似現代符號學的學術概念，但他們很早就開始關注符號與意義的關係問題，並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思考，形成了特有的學術議題與話語方式，如對形名關係、名實關係、指物關係、心物關係，以及禮儀、禮器與禮義的關係等皆是，這是中國符號學立論的基礎。
    現代符號學重心移向中國
    符號學作為一門研究人類社會表意機制的學科本無關東西，人類用符號表意與人類社會的發展同步。現代符號學的主要源頭有二，其一是源自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的語言符號學，其二是源自皮爾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的哲學符號學，二者經過數十年推演發展，至20世紀60年代，作為一門學科的符號學終於呼之而出。因為符號學具有強烈的跨學科方法論特徵，以及強大的實踐性和可操作性，迅速為世界多國學術界所接受，並逐漸形成一種國際性的學術潮流。
    中文的“符號學”學科概念出自趙元任1926年的一篇題為《符號學大綱》的文章中。據四川大學趙毅衡教授考證，趙元任是獨立于索緒爾及皮爾斯提出這門學科的，是中文符號學的獨立提出者。中國的符號學研究在趙元任之後並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直到20世紀80年代，隨著文化熱的興起，符號學在中國學界才開始重新受到關注，並迅速發展，在語言學、人類學、文學、哲學諸領域全面展開。從本世紀中國符號學二十多年的發展來看，中國已然成為國際符號學研究的重鎮，德國學者羅蘭•波斯納（Roland Posner）指出中國將成為世界符號學研究的“power house”（譯為“重鎮”），英國學者保羅•科布利（Paul Cobley）也指出“符號學重心移向中國”。
現代符號學起源於歐美，但在中國發展迅速，一方面是因為中國有豐富的符號學遺產，另一方面，新時期政治經濟文化全面發展的時代背景為中國符號學迅猛發展提供了良好機遇。近20年來，中國社會整體上處於急劇變革與高速發展的時期，與之相應，國際格局與國際體系也在發生深刻轉變，符號學正好適應了大變局背景下人文社會科學創新融合發展的時代需求。
東西方符號思想在交流中互鑒
現代符號學誕生以前，人類社會就曾對符號與意義的關係進行了深度考察。符號學（semiotics）一詞來自古希臘的semiotikos，在柏拉圖的《克拉底魯》一書和亞裡士多德的《工具論》《詩學》《修辭學》等著作中，都已經出現關於符號的論述。
   亞裡士多德之後，斯多葛學派對符號的發音、性質和對象等不同功能做了區分和探討，羅馬時期的符號學討論主要是在修辭學框架內進行的，奧古斯汀對符號的界定直接影響到後來索緒爾的符號觀；17世紀，洛克在《人類理解論》中第一次將符號學（semiotics）一詞引入英語中，洛克的符號學說是皮爾斯符號學思想的重要淵源。
    語言學曾是古印度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古代印度語言中，梵語又占據著主導地位。十八世紀末梵語及其語法體系傳入歐洲後，近代比較語言學由此興起，沾溉了包括索緒爾在內的大批語言學家。皮爾斯和索緒爾具是現代符號學的開創者，可見他們的符號學思想皆受到傳統文化的影響。
    中華民族文化源遠流長，中華民族的先民在與自然界的交流中很早就學會運用符號模型指導生產生活實踐，並在軸心時代對符號與意義的關係問題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反思，留下了豐富的符號學遺產，完成了中國古代符號學思想的倫理轉向。
    現代中國的符號學研究也是在中西文化交流融合下產生的。中國學界對符號學的研究始于語言學界對西方符號學理論的譯介和研究，特別是索緒爾的語言符號學理論，在中國影響很大。本世紀以來，中國學界更加註重中西符號學的互視互釋，注意立足中國特色的文化語境，理論上兼收並蓄，逐漸開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符號學研究之路。
    符號學思想對當今文明對話有啟示意義
    人類創建的文化世界，包括物質文化、制度文化與精神文化，實際上都是由符號建構的。一個民族的文化就其形式而言就是其生活方式、表意模式的總和，這種形式體現了其思維方式和思想觀念。中華民族的文化特徵和民族性格由其特有的文化形塑而來，而民族之文化又由其符號機制和思維方式決定，如中華民族的意象思維模式，注重整體性、共時性，多維透視等。這樣深度透視一個民族的符號學思想，就可以從根本上把握其思維規律與文化特徵，更有利於異質文化之間的交流互鑒。
    從更大範圍來說，符號資源的差異性和多樣性也是各民族文化差異性和全球意義多元性的重要體現，所謂求同存異，就是尊重符號系統的差異性和多元性，盡量保持全球文化的豐富性。先民說“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就是強調多樣性，反對單一性。單一性的世界缺少差異，形成不了豐富的意義世界，無法提供發展的符號動力。人是追求意義的符號動物，所謂五色成文，五聲成樂，五味成食，多是講求差異性多樣性形成統一性的“和”，如果祗有一種顔色，一個音調，一個味道，就難以形成豐富多彩生活世界。
    當今符號學的深度發展與國內外政治經濟、文化傳媒的高速發展與變革密切相關，當代文化更是以數字技術為動力的高度符號化文化。數字化空間是人類迄今為止編織的最大符號之網，人類在數字化空間裡，基本上告別了物質世界而抵達符號世界，數字化生存的人類不是寄寓在物質空間，而是以數字編碼為主的符號空間，數字化符號編碼越是發達，人類社會離現實物質空間就越遙遠。
    元宇宙就是對現實世界的數字化、符號化過程，隨著元宇宙的發展，人類社會將進入一個高度符號化生存的世界，這將是一個更高維度的現實和虛擬互動互融的世界，探索人類社會的未來生存發展之道，符號學也將貢獻其特有的學術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