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崇華：要創立具有中華民族精神的國樂
    【中新社成都3月23日電】（中新社記者 賀劭清 王鵬）中國音樂重情韻，西方音樂重理性；中國音樂極富變化、氣象萬千，西方音樂形式嚴謹、結構繁複；中國音樂有線性的寫意之美，西方音樂有立體的結構之美……
    長期以來，關於中西方音樂異同的探討不絕於耳，“中體西用”還是“西體中用”的爭論亦受關注。20世紀，中國音樂家王光祈曾提出要創立具有中華民族特性的“民族之聲”——國樂。
    為何要創立國樂？中國國樂為什麼不能“強以西樂代庖”？國樂在當下的中國，又有怎樣新的涵義？四川音樂學院藝術學理論與管理學院院長趙崇華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對此進行深度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西方音樂文化傳入中國可以追溯到何時？經過了怎樣的發展？
    趙崇華：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厘清音樂與音樂文化的區別，音樂通常指聲樂、器樂等視聽音樂，重點在個人鑒賞層面的音樂；而音樂文化則涵蓋音樂理論、音樂教育、音樂體制、樂技等全方位的文化元素。
    從中外音樂交流史來看，通常意義的“西方音樂”傳入中國可追溯至漢代張騫出使西域，打開了中國與西方文化交流的大門。樂舞是這一時期的音樂交流重點，音樂家李延年根據外來樂曲創作出“新聲二十八解”就是典型例子。
    經魏晉南北朝到唐朝，樂工把龜茲、鮮卑、疏勒、高昌等西域各民族音樂引入中原，並加以改造後在宮廷演出，胡板、胡笛、胡舞在長安風行一時，佛教音樂也傳入中國。尤其是唐朝時期，西音大量湧入，僅佛教樂舞就達70多種，還有許多外來樂器在中國“落戶”。
    但西方音樂文化真正全面、系統進入中國，則是在近代“西學東漸”的浪潮下完成的。音樂理論、樂技、演奏、演唱、音樂教育等以各種形式傳入中國，並通過早期新式軍歌、學堂樂歌的產生與發展進入普通老百姓的音樂生活中。與此同時，李叔同、蕭友梅、王光祈等中國音樂家以西方音樂審美為參照，探索屬於中國音樂的現代性品質，為中國音樂文化的現代發展貢獻智慧。
    在20世紀初“西樂東漸”的過程中，存在中體西用和西體中用兩種截然不同又相互影響的探索。保留中國音樂的人文精神、文化血脈以及融入世界現代文明，是中國音樂家百年來的追求。
    中體西用的代表是劉天華。他將民族樂器的演奏性能進行現代化改造，使之能夠與現代西方樂器演奏技術相“抗衡”。現在看來，這方面的目標已基本實現。比如，在小提琴上演奏的樂曲，改編為二胡曲後，演奏技術也完全可以勝任。此外他還將近代西方音樂的體裁引入中國民樂。現在中國有大量使用西方作曲技術理論寫作的民族音樂經典作品，如琵琶協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二胡《音樂會練習曲》等。這條道路自20世紀初以來，一直是中國傳統音樂創作發展的主要方向。
    西體中用的代表人物是蕭友梅、黃自、冼星海等音樂家。這是一條試圖將中國人文精神注入西方交響樂隊、鋼琴、歌劇、芭蕾舞劇等經典西方音樂體裁的道路。前輩們試圖建立類似于以柴可夫斯基等為代表的俄羅斯民族樂派的一個中國樂派，以此直接將中國音樂納入以西方音樂體裁為主導的世界體系。這條路是中國專業音樂創作的主流，《黃河大合唱》、小提琴協奏曲《梁祝》等都是成功的案例。
    如果站在中國文明史的大視野下考察，“多元一體”一直是中國音樂的主要特點。中華民族強烈的民族個性和中華文明融入世界的堅定決心，決定了傳統與現代長期包容、碰撞將走向常態化。中國音樂還會沿著上述兩條道路繼續前進，當新的經典作品達到量的極緻，自然會出現質的變化，中國音樂新的發展範式會再次確立。
    中新社記者：歷史上，中西方音樂有何異同？原因是什麼？
    趙崇華：王光祈曾創造性地將世界音樂劃分為三大樂系：希臘樂系、波斯阿拉伯樂系和中國樂系。不同地理環境與民族性格必然造就不同音樂審美，審美反映在音樂形態上，就可以形成不同樂制。
    中西方音樂的異同從不同的角度可以有多種答案，但形成這些異同的原因，如王光祈所言是源於音階差異。即中西音樂風格迥異的根源，在於中國音樂的五聲音階體系與西方音樂的大小調音階體系。
    中西方音樂在審美取向上的差別就更為明顯。中國音樂的線性思維與西方音樂的立體化思維有著本質不同。就像蘇州園林和凡爾賽宮的區別一樣。移步換景、崇尚自然是東方藝術一以貫之的追求，而西方藝術所呈現的邏輯性與思辨性自文藝復興以來不斷強化，成為其顯著特徵。
    西方音樂學學科是19世紀中葉以後逐漸確立的。而中國人對音樂的研究，早已在漫長的歷史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體系。與現代接軌的同時，繼承和發展中國固有的音樂學術傳統是中國音樂學必須面對的問題。簡單舉例，中國音樂文獻學既要引入西方實證主義方法與圖書館學分類系統，又絕離不開中國古典文獻學中的版本、目錄、校勘、輯佚、辨偽等學術研究方法。
同時，西方民族音樂學田野調查的研究方法對中國民族音樂研究有很高的借鑒價值。1979年，中國文化部和中國音協聯合主持編輯過“五大集成”工作：《中國民間歌曲集成》《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中國曲藝音樂集成》《中國戲曲音樂集成》和《中國琴曲集成》。中國學者的民間音樂考察活動，不僅為傳統音樂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文獻基礎，而且為人類保存了很多即將消失的珍貴記憶。
    從人類音樂整體的視角看，不同民族音樂各有特色而無優劣之分。尊重各民族的音樂文化，不應以某一民族特性去衡量和評價其他民族已成為學界共識。在當今世界和社會，多元文化共存，文化之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才能達到“美美與共，天下大同”，我們應有這樣的氣度與眼光。
    中新社記者：為什麼王光祈認為國樂“必須吾人自行創造”，而“不能強以西樂代庖”？理想的中國國樂應具備什麼特徵？
    趙崇華：中國人文精神的形成有很複雜的原因，但一定有些因素是必要的。研究中國音樂的民族性就是要將這些因素找出來。王光祈在20世紀初提出的國樂思想，是創立有中華民族之“民族性”、體現國民精神的音樂。除了來自於儒家傳統與其音樂核心理念，還來自於他在中西文化比較研究中萌生的音樂理想。
    當今中國早已走出了百年來積貧積弱的困境，中國音樂發展所面臨的現實情況也發生了巨大變化。新時代的國樂應當適應和表現這種變化，創作出充滿民族自信、文化自信，表現出中國人的民族精神、符合中國人的傳統審美趣味的作品。
    沒有必要教條地規定什麼樣的音樂屬於中國國樂，鋼琴演奏的《平湖秋月》是中國國樂，笛子協奏曲《愁空山》也是國樂。
    21世紀的今天，有56個民族的中國，正立足於中華民族音樂及文化傳統的基礎，建構起民族音樂的體系。祗要是表現中華民族精神，符合傳統審美特性，體現中國氣派和中國精神的音樂，都屬於中國國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