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指揮家蔡金冬談中國音樂走進西方世界
    【中新社華盛頓7月13日電】（中新社記者 沙晗汀）近些年來，隨著中美文化交流日益深入，中國音樂逐漸走入美國觀眾的視野。2018年，在美國頂級音樂學院之一的巴德學院開設了西方世界的首個中國民樂專案。西方聽眾對中國音樂接受度如何？如何推動中國音樂在西方世界發展？巴德學院美中音樂研習院院長、著名指揮家蔡金冬近日在華盛頓就此接受中新社   “東西問”獨家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作為西方音樂界知名的指揮家，可否談一下您的個人經歷？是什麼動力讓您遠赴重洋走上學習西方音樂的道路？
    蔡金冬：我的音樂生涯已經有半個世紀，回想起來，好像一個大迴旋，從中國音樂開始，然後進入西方音樂，最後又開始重新認識和發展中國音樂。我在20世紀60年代意外接觸了小提琴，後來開始接觸西方音樂。對我影響很大的是1979年卡拉揚帶領柏林愛樂樂團、小澤征爾帶領波士頓交響樂團到中國訪問。我在現場觀看演出，感受到從未有過的來自音樂的強烈震撼。從那時起，我決定做一名指揮，而當時學習指揮需要到西方去。
    我的發展十分幸運，讀博士的時候，因為指揮突然生病，我作為指揮助理有機會登上紐約林肯中心的舞臺，指揮演出莫札特的歌劇《紮伊德》，第二天《紐約時報》對我的表現給出很高評價。這件事讓我變得自信。作為藝術家在不同生活階段，這種精神支持非常重要，自信直接影響著音樂發展道路。
    中新社記者：對普通聽眾而言，中國傳統音樂和西方古典音樂有很大不同。您如何看待中西方音樂的差異，其中是否有共通之處？
    蔡金冬：我認為音樂是相通的。作為情緒抒發，音樂不需要任何語言解釋。中國音樂和西方音樂確實有一些區別。中國音樂更注重音樂和大自然的關係，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中國音樂幾乎沒有無標題音樂，且總是和音樂以外的山、水、文學或者美術聯繫在一起。中國音樂的特點經常是用音樂講故事。
    西方音樂更注重音樂和個人的聯繫，更加自我。每個作曲家都有自己的音樂性格，不希望用音樂以外的東西加入音樂敘述，所以有無標題音樂，如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降B大調交響曲等。但我認為，雖然作曲家不希望把音樂和其他事物聯繫起來，但任何作曲家都離不開他所生活的社會，所以音樂無論如何都會反映社會或個人對社會的認知。
    進入21世紀以後，很多東西方音樂混合到一起。現在西方作曲家很少再寫d小調協奏曲，總會加有一個標題，只用音樂已經不能滿足他的敘述。而中國音樂受到西方音樂影響，在和聲、結構上更加豐滿。兩種音樂都在發展，某種程度上是在靠近。
    中新社記者：您如何看待西方人對中國音樂的認知和接受度？在過去幾十年是否有所提高？
    蔡金冬：以前西方對中國音樂的瞭解非常淺薄。西方音樂過去200年到300年間在世界占主導地位。近年來，隨著亞洲、中國經濟發展，西方對中國文化開始更有興趣。過去幾十年來，中國培養了非常多享譽西方音樂界的優秀藝術家，使得西方人開始思考原因，開始揣摩在中國社會中音樂到底起到什麼作用。
    我來美國30多年，見證了美國社會對中國、中國音樂印象的變化。這個突飛猛進的過程很有意思。我剛來時，美國人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琵琶、二胡，完全不瞭解中國音樂，而現在琵琶協奏曲、二胡協奏曲已經非常普遍。美國主要大城市的交響樂團每年都會舉辦中國新年音樂會，還有很多中國主題相關的音樂節。美國人對中國音樂的瞭解通過這些會不斷加深。也許一開始聽著不習慣，但是習慣了以後會發現它的獨特性。只要演奏水準高、音樂夠純真，觀眾就能感受到。任何音樂、藝術形式，如果存在了幾百年、上千年，一定有它的藝術價值、社會價值。
    中新社記者：您致力於推動中國音樂在西方發展，包括在巴德學院開設中國民樂專業專案等。這些專案為推動中國音樂在美國傳播發揮了什麼作用？如何讓中國音樂更好走進西方？
    蔡金冬：我們在巴德學院建立了美中音樂研習院，宗旨是希望把中國音樂帶到西方，同時與西方音樂結合，創造出新的音樂形式。1927年，蔡元培和肖友梅在上海建立了中國第一個音樂學院，吸引了當時中國喜歡西方音樂的年輕人來到上海，培養出中國第一批西方音樂重要人物，包括李德倫、賀綠汀、冼星海等。今天，巴德美中音樂研習院開設了西方世界首個可以將學習中國樂器作為專業、獲得學位的專案。這實際上相當於反過來，將中國音樂放到西方社會中。我希望巴德能成為中國音樂在西方世界發展的基地，使美國、西方對中國音樂有興趣的人慢慢加入。
    目前，已經有美國學生在這裡學習中國民樂，包括琵琶、二胡等。琵琶、二胡等是中國樂器，但不能說它們只是中國樂器。它們是表現音樂的器具，任何人都可以用它們表現自己的音樂。
    西方樂團也是這樣向前發展的，莫札特曾將單簧管加入其樂隊，貝多芬更是第一次把長號放到交響樂之中。我相信在21世紀中國樂器逐漸可以成為交響樂隊的一部分。
    中新社記者：近年來，西方古典音樂界湧現出諸多優秀的中國音樂家，包括作曲家、演奏家等。在您看來，這些東方面孔的出現會對西方古典音樂界產生怎樣的影響？
    蔡金冬：過去30年間，中國音樂家為世界古典音樂貢獻了很多新鮮血液。中國演奏家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改變對西方音樂的詮釋。
    他們會把中國人本身的性格、文化、教育背景滲入對貝多芬、柴可夫斯基的詮釋中。鋼琴家傅聰曾說，他的中國文化根基幫助他分析、理解蕭邦的作品，可以有不同層次、想像不到的效果。音樂是一種特殊的藝術形式，樂譜上的東西並不是音樂，只有把樂譜變成聲音才是音樂。不論是100年前還是今天的音樂家都是看著同樣的樂譜演奏，但是100年前和今天幾乎不可能有任何演出是一模一樣的。音樂是活生生的藝術形式，它永遠在再生，而中國音樂家的加入，會使這個再生、創造有新的層次。
    此外，過去30年來，中國出現了一批卓越的作曲家，如譚盾、周龍、陳怡等。就21世紀的作曲家和作品而言，中國作曲家已不再邊緣，而是成為世界古典音樂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新社記者：音樂是文化的載體，您認為音樂在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文化融合方面發揮了什麼作用？
    蔡金冬：音樂是國際語言，是人們對聲音的感受，不管什麼文化背景，都能感受到同樣的情緒。愛、難過，這些都可以從不同文化背景的音樂裡體現。音樂是連絡人們的重要手段，通過中西方音樂的互相影響，可以增進不同文化的人們相互瞭解。隨著世界政治經濟的發展，過去被邊緣化的音樂也開始被瞭解，藝術界都在經歷這樣的變化，而藝術的溝通會使世界變得更加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