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人世間》令華人感動
    （續前）梁曉聲：首先需要強調的是，作品都是虛構的。當然原著中確實有我的一些經歷，比如周秉義的知青生活和我有一些重叠，包括我的父親也參加“大三線建設”（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工業體系建設），我的弟弟在醬油廠工作，這成為我的創作來源。我曾說過，創作知青歲月的作品是現實主義的寫作，是為了補全—段失卻的歷史。與其說懷念，不如說是一種回望吧。
    中新社記者：《人世間》讓人感受到“人間悲苦”，又讓人覺得“人間值得”。您怎麼看待苦難與生活的關係？您相信“苦盡甘來”嗎？
梁曉聲：從創作作品來說，我差不多寫了兩千幾百萬字了，很少用到“苦難”兩個字，對於這兩個字的運用我是很慎重的。
就《人世間》這部作品來說，我認為苦難一直都是生活中存在的。例如作品中無論是郝冬梅家，還是馬守常和他的妻子曲秀貞，都經歷了苦難。在20世紀80年代後，他們的家庭逐漸從苦難中走出來。不過苦難又隨著下崗、轉業等問題逼近了陳舊的光字片（指社區）人們，他們的生存出現了很大的挑戰。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光字片的大多數也都通過自己的方式從苦難中解脫出來了。
    我經常想，哪一個民族、哪一個國家沒經歷過苦難呢？如果我們把人類的歷史每300年做一個切割去觀察，它都伴隨著困難、戰爭、災難。由於文明和進步程度的不同，某個時候可能財富更多集中在少數人手裡，因此才有了那樣的詩“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但再把歷史連起來對比看，人類社會確實在進步。因此“苦盡甘來”符合一個民族和國家嚮往美好生活的一種願景，這也是我最初寫這本書和導演要把它拍成電視劇的初心之一。
剛才提到作品中的苦難，它在作品中就是一種現代生活的比照。
    假如沒有比照，我們可能對於今天中國的發展所帶來的變化很漠然。當通過這種現實主義品相的文學，把從前樣貌的一部分還原出來後，我們能更加瞭解我們的過往。正如每個人的人生也是這樣，在起起伏伏中充滿希望。
    中新社記者：《人世間》以小見大，叙述了一個普通中國家庭在大時代變遷下的生活史，讓人感受到“家國文化”流淌在每個人的血脈裡，海外華僑華人都能從中看到自己家庭的影子。有人認為，在東西方之間，在不同代際之間，對於“小家”“大家”的認識都存在差異。對此，您的觀點是什麼？
    梁曉聲：關於家國關係，我個人認為全世界都一樣，並不是唯獨中華民族格外強調這一種關係，所謂“國之不存，何以家為”“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但是中華文化確實對於家國關係闡述得比較充分，這些要歸功于偉大的先賢們，他們時常在思考家國關係。這種看似我們很獨到的“家國文化”，其實也適用於全世界。
    與此同時，西方也能找到很多闡述，比如英國作家王爾德，甚至追溯到希臘的“哲學三賢”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他們也都闡述過家國關係。
    中新社記者：在您看來“家國文化”是相通的，但是在中西方文化卻又有許多不同。您如何理解文化差異？而我們又該如何推動文化交流交融？
    梁曉聲：西方文化下的文學創作，起初更多是從研究個人出發，某種程度是從心理學角度來剖析個人面對現實的心理活動。比如在希臘神話故事中的美狄亞、宗教故事中的莎樂美，甚至包括後來莎士比亞筆下的丹麥王子，都是在研究人的內心。
    而中華文化影響下的文學作品，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都是從道德範疇來刻畫人物。作品更多的是在描寫關係，類似人與人的關係、人與社會的關係等。這是中西方文化背景下早期文學作品最大的差別。
    從這一點出發，就能知道文化交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兒。它雖然難，也會自然而然地發生。我認為，中西方文化在交融的時候，文化自信是關鍵。因為文化其實在自己的國度裡起到促進民族與時俱進的作用。
    如何在既保留自我文化的同時又達到彼此交融交往，最核心的就是對於不同文化的不同聲音，在“在意”與“不在意”之間找到平衡。在我看來，這其實是需要智慧的。（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