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恆軍：當代文學交往
架起中日文明互鑒金橋
     （續前）日本作家黑柳徹子的《窗邊的小豆豆》銷量超過110萬册，充滿愛心、思想開明的小林校長和天真善良、活潑可愛的小豆豆，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中國讀者對日本的印象。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是在中國流傳最廣的日本文學作品，閱讀村上春樹甚至成為中國中產階級的標誌之一。中國是詩歌的國度，素以詩歌抒情。日本深受這一傳統的影響，也喜歡用漢詩來表達內心情感。日本人喜歡的“豈曰無衣，與子同裳”出自《詩經》；日本詩人晁衡的“蓬萊鄉路遠，若木故園林”與王維的“鄉樹扶桑外，主人孤島中”遙相呼應……這些詩句的背後是中國情趣、中國情結。
    日本作家從中國文學中汲取營養。平野啟一郎被稱為“三島由紀夫再世”，他的《一月物語》以黃粱一夢與莊周夢蝶為背景，也引用了李賀的作品。平野認為日語始終脫不開中國的影子。“帥氣”與“武士道”緊密相連，但其基本精神的“義理”卻源於中國春秋戰國，經過日本獨立發展，在20世紀50年代後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也成為極受中國歡迎的日本設計的支撐理念。中國作家也從日本文學中汲取營養。郁達夫的《沉淪》，塑造了“零余者”形象，深受日本破滅型“私小說”的影響，偏重作家個性，具有浪漫主義小說的氣質。而郁達夫在此基礎上開創了現代抒情小說的新體式，領一時風尚，影響了後代不少作家。

    文明的互鑒：走出過去，面向未來

    文明互鑒是全世界作家的共同願望。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作為“永遠的鄰人”，中日之間當代文學的交往將在未來的歲月裡，催生出更新的文明。
    如何發揮當代文學交往的作用，促進中日文明互學互鑒？首先是認清存在的障礙。語言是最大障礙，譯作的數量和質量依舊不足，無法全面反映對方國家文學的全貌，必須加強文學互譯，首先要改變目前譯介的不平衡。其次是政治信任，包括歷史認識。日本政府、日本社會須以健全的批判性去認識本國的過去，中國人也要克服文化心態上的優越感，擺脫偏見。第三是尋找雙邊審美價值、審美理想值的契合點，開展文明對話，倡導包容互鑒，在中日當代文學傳統中，挖掘人類發展進步所積澱的共同理念和共同追求，找到當今時代的共鳴點。
    雙方各自當代文學交往的經驗也可以為彼此所用、所鑒。日本對外文學交往偏重精英文化輸出，熱衷推介“美的世界”“雅的文學”，文學作品過於自我和小眾，缺乏平民生活氣息。日本文學在世界文學市場的占有率僅有1.8%，影響十分薄弱，一些重要作品尚未進入海外讀者視野。中國對外文學交往官方主導為主，同屬於精英文化輸出。如何實現多元主體交往，需要立足全球，立足對話，立足現實，立足共情，觀照人類共通的情感與關懷，重視非精英化的通俗交往，擱置文化差異、抓住情感共性。
   同時關註文學品類中當下海外傳播最成功的輕小說、網絡文學、跨媒介文學等新興文學力量。
    從人類文明史的長遠發展歷程來看，文學交往的纍積，必定會不斷優化本國的文學質量，改變世界文學發展軌跡，進而提昇人類文明高度。古代中日文明實現了和合共生的文明互鑒，當代中日文明應面向未來，積極思考“中日當代文學交往的世界意義”，找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最大公約數”，既為兩國文明的新發展注入源頭活水，又助力構建亞洲文明共同體、人類文明共同體。(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