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與衛禮賢被稱為
東西文化整合「雙生子」
    【中新社北京8月10日電】（作者 劉海濱 上海古籍出版社哲學編輯室主任）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擺在人類面前的，一面是生態環境問題導致的深層危機；一面是科技飛躍性突破帶來的難題。對此，需要人類智慧全力以赴，東西文化深入交流、整合，乃至發生新的躍遷，這是時代的呼喚。
    所幸的是，伴隨著先覺者對現代性問題的深入反思，東西文化整合之旅在20世紀初已起步。梁啟超與衛禮賢（Richard Wilhelm）作為文化經歷者、體驗者，一由東向西，一自西徂東，兩人如同肩負同樣使命的“雙生子”，打開了東西文化整合的通道。
     返本開新之道
    戊戌變法失敗後，旅居日本的梁啟超於1903年遠渡美國，為的是聯絡海外華人尋求贊助，當然也想到冉冉昇起的“新羅馬帝國”一探究竟。旅途所見，他一面痛心於華人社會的停滯不前，同時一把號準了現代化過程中的病症：物質生活片面發展，精神生活貧乏枯竭——人類文明有墮坑落塹之虞。這個認識猶如囊中之錐脫穎而出，確立了其立足本國精神根基、整合東西文化的為學宗旨。
    1918年底，梁啟超一行數人到歐洲考察。彼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硝煙未散，到處充滿著幻滅的氣氛。文藝復興以來一路高歌猛進的現代西方，遭遇了第一次重創。慕尼黑的中學教師斯賓格勒出版了一本書，名為《西方的沒落》，立刻引起巨大反響。歐美文化精英們慨嘆：現代文明到了重新調整方向的時刻。
    1919年秋冬之際，梁啟超在巴黎郊外的寓所寫作《歐遊心影錄》，系統總結了他關於東西文化整合的思想：立足中國傳統的修身之道，返回人類精神之本，開出適應現代需求之用——此之謂“返本開新”，正是其基於對現代性的深刻認識提出的中國文化復興之路。
     溝通中西之路
    與梁啟超同時，一位西方學者正肩負著同樣的歷史使命。1873年5月10日，衛禮賢出生於德國斯圖加特，祗比梁啟超晚了兩個多月。1899年作為傳教士的衛禮賢來到其時作為德國租借地的青島，對中國文化一見鍾情，此後20年一直待在中國。他通過興辦學校，結識了一批精通舊學的學者，特別是1911年之後前清遺老及各界文化人士紛紛來到青島避難，衛禮賢與他們一道組織“尊孔文社”，創造了得天獨厚的學習環境。一同參與交流活動的，還有在青島旅居的德國學者，他們經常開展東西方對話，故又稱“中西文社”。再加上隨後興起的經典翻譯，這些活動成為衛禮賢深入學習中國文化非常有效的方式。到1920年前後，衛禮賢已是蜚聲中外的翻譯家和漢學家。
    值得關注的是衛禮賢與勞乃宣合作翻譯《易經》的經過。曾任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學部副大臣的勞乃宣，不僅傳統學養深厚，對於世界形勢、各國政治也非常瞭解，還精通數學和音韵學，積極推行漢字簡化和拼音。1913年，由前山東巡撫周馥鄭重引薦，衛禮賢成了其時已逾七旬的勞乃宣的正式弟子。勞乃宣詳細講解《易經》的文句義理，衛禮賢在理解消化的基礎上逐句譯成德文，為防止遺漏和偏差，再回譯成中文，請勞乃宣校正。在此期間衛禮賢陸續翻譯出版了《論語》《老子》《列子》《莊子》《孟子》《大學》等經典，《易經》的傳習和翻譯則歷時數年，至1921年終於完成。1924年衛禮賢應法蘭克福大學之聘回國，同年《易經》德文本出版，隨後被轉譯成各種文字，傳遍整個西方世界。
    衛禮賢的文風與梁啟超相似，其翻譯的中國經典並不強調文句層面忠實原著，而是把握其精神主旨，以生活化的語言疏通大意，因而大受歡迎。除了儒道經典，他還選譯《三國演義》《聊齋》等通俗文學，撰寫了大量介紹中國的文章。同梁啟超一樣，衛禮賢溝通中西，乃是立足當下，面向未來；通過他的翻譯和著述，不僅力圖呈現給西方一幅完整的中國文化圖像，更通過這些表象傳達活潑的中國文化精神，進而激活與拓展西方文化。可以說，德語世界乃至整個西方經由衛禮賢的作品，對中國文化精神的瞭解逐漸深入。
    文化體驗之旅
    與一般人眼中的“做事業”不同，衛禮賢對中國文化的學習和認同植根於自身體驗，是自我生命成長的需要。他把與中國相遇看成一種天命，以自身生命感知中國人的心靈，乃至與往聖先賢精神相通。
    中國文化的學習，反過來又促進了他對西方文化的體認。一戰結束時，衛禮賢為家人和羈押在青島的德國戰俘寫過一本小書——《耶穌其人》。與常規的《聖經》解釋不同，衛禮賢將耶穌看成不斷走向徹底澄明之境的“修成”的聖者；換言之，將“道成肉身”轉換為東方讀者熟悉的“肉身成道”。這當然與衛禮賢汲取東方文化有關，但並不能簡單看成是東方思想的移植，而是借由東方觸發西方宗教豐富的靈性資源，就如經由佛教東傳，儒學開出了宋明理學，既不能否認佛教的激發作用，也不能簡單認為是儒學的借用或變異。
衛禮賢立足於求道之志和心靈體驗，其文化溝通達致精神超越的層面。1925年，衛禮賢在法蘭克福大學創辦中國學社，在成立儀式上作了題為《東方和西方》的發言，概括了對中國學社的期望，亦即自己的文化使命。他指出，中國學社旨在連接東西方的精神，不能停留在表面，而須追問中國及東方根植的最深層力量。
    對此，梁啟超與衛禮賢二人共同的好友張君勱看得清楚，指出“衛禮賢不是文化研究者，而是一個文化經歷者，一個文化領會者”。二者的區別在於方式不同，一為外在考察，一為內在體驗。文化經歷者是從個體生命需求出發，尋求自我精神困境的解決之道，以此為基礎推己及人，再推廣到整個時代；而文化研究者是從所謂客觀（外在於自我生命）的問題出發，與自我的生命體驗是隔離的。
    同樣，梁啟超也是個文化體驗者。依據自己的修身體驗，梁啟超拈出王陽明和大乘佛教。“大乘”指的是佛教究竟圓融的意旨，其特質是世俗生活和超世精神圓融為一，佛教的發展可看作是此宗旨不斷開顯的過程。實則這也是中國文化精神的體現，馮友蘭用儒家的語言概括為“極高明而道中庸”。一方面，儒釋道三教通過互相激發，在各自內部不斷趨近之或完善表現之；就文化整體而言，至少從唐宋以來，三教融合為中國文化發展的大趨勢，其內在理路即是不斷趨近此真精神。王陽明的“致良知”教法，從儒家內部發展來說相當於儒家的“大乘”，就中國文化而言，則可看作三教融合的成果，其特點是每個人就各自職業和身份的方便，在日常生活中隨時隨地修煉精神，被梁啟超認作適合現代人的“不二法門”。
       共擔使命之友
    1920年後，衛禮賢短暫回德國，1922年初以德國駐北京公使館科學參贊的身份再來中國，1923年受蔡元培禮聘在北京大學教授德國文學，同時創辦“東方學社”，在此期間與梁啟超、胡適、張君勱、徐志摩等來往密切，結為摯友。
    衛禮賢對梁啟超十分推崇，不但在自己的著作中大量援引和轉述梁啟超的思想，還在中西互釋的語境中與之唱和，例如在將梁啟超所作《佛教心理學淺測》翻譯成德文的同時，自己又寫了一篇續文加以引申闡發，甚至還向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推薦梁啟超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
    走完高度神似的人生道路之後，兩人差不多同時離世。梁啟超1929年1月19日在北京去世；不久衛禮賢也突然舊疾發作，於1930年3月1日在德國圖林根病逝。兩人僅得中壽的一生，因異常勤奮和精力充沛，各自留下了數量驚人的著作，分別在東西方取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梁啟超與衛禮賢作為肩負同樣使命的“雙生子”，打開了東西文化整合的通道。正如梁啟超返本開新的道路為後來的現代“新儒家”們所繼承，衛禮賢的經典新譯和中西互釋路徑也為後繼者開啟了一片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