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岡石窟承載千年民族交融
    【中新社太原4月24日電】（中新社記者 胡健）雲岡石窟位於山西大同西16公里的武周山麓，是中國規模最大的石窟群之一，與印度阿旃陀石窟、阿富汗巴米揚石窟合稱為世界三大石雕藝術寶庫，猶如一部刻在山崖岩石上的史書。作為世界文化遺產的雲岡石窟，融匯了鮮卑、漢等民族以及中亞文化的精髓，是北魏文明的絢麗瑰寶，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結晶。
    2020年5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雲岡石窟考察時強調，“要深入挖掘雲岡石窟蘊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內涵，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雲岡石窟是如何體現民族融合的？在民族交融的歷史中有著怎樣的價值？近日，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山西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君。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雲岡石窟作為皇家開鑿的洞窟，從它大大小小的洞窟和造像來看，是如何體現民族融合的？
    李君：《魏書•釋老志》載：“曇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鐫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飾奇偉，冠於一世。”這是對雲岡石窟一期洞窟——曇曜五窟（16-20窟）的描述。
    第20窟主尊佛像身著袒右覆肩式袈裟，在展現古印度秣菟羅造像藝術特徵的同時，還體現拓跋鮮卑民族剽悍與強勁、寬宏與睿智的民族精神。第17窟主尊胸前配有龍頭瓔珞掛飾，頭戴花冠，佩臂釧，生動再現了貴霜王朝的王子形象。第16窟主佛肉髻和水波紋髮式為犍陀羅藝術風格，身著厚重的褒衣博帶式袈裟，則顯示了從印度及西域風格向中原風格轉變的趨勢。
    這些佛像雕刻粗獷渾厚、雄渾大氣，體現了中原傳統的審美特徵以及拓跋鮮卑的精神面貌，雲岡石窟中胡漢雜糅、民族融合的特點一覽無餘。
    雲岡中期洞窟壁面上既有塔刹、相輪組合的窣堵波式佛塔，又有漢地仿樓閣式方形塔。第10窟前室北壁東西兩側佛龕柱頭有著濃厚的古希臘伊奧尼亞式風格。古印度建築的雄渾壯魄、古希臘建築的精巧柔美與漢式建築的富麗堂皇都集中在雲岡二期的洞窟中，多元文化的薈萃融合表現得淋漓盡致。
    隨著絲綢之路的暢通，西域及中亞、西亞的樂舞不斷傳入平城（注：今山西省大同市）。這種盛況在雲岡石窟中以雕刻的形式得以保存下來。雲岡石窟有24個洞窟雕刻樂舞圖像內容，包括樂器雕刻530余件28種，樂隊組合60余組，其中既有中原漢式琴箏簫笙及鮮卑大角，也有龜茲細腰鼓、五弦，還有西亞系波斯竪箜篌、天竺梵唄，胡風漢韵，兼容並蓄。
    細腰鼓在雲岡石窟雕刻中有68件，在新疆克孜爾石窟和甘肅敦煌莫高窟北涼、北魏、西魏、隋代壁畫中均有出現。雲岡石窟第11窟、第13窟雕刻著兩幅手鼓圖像，手鼓經絲綢之路傳入龜茲，如今仍是新疆維吾爾、烏孜別克、塔吉克等民族的傳統樂器。北朝時，短頸琵琶由波斯傳入中國，雲岡石窟有近50件琵琶雕刻。波斯樂器竪箜篌在漢代時期由中亞傳入中國，在雲岡石窟中的形制更加多樣。
    雲岡石窟用雕刻記錄了北魏的樂舞藝術，融合了中國南北方、西域和中原傳統雅樂以及中亞的音樂精華，是各民族文化交融的鮮活例證，為研究北朝時期的樂舞文化提供了獨特的畫卷。
    中新社記者：為什麼說雲岡石窟是各民族交流融合的結晶？
    李君：根據《魏書》的記載，天興元年（398年）正月“徙山東六州民吏及徒何、高麗雜夷三十六萬，百工伎巧十萬餘口，以充京師”，同年七月遷都平城。從平城建都之年開始，凡是被從北魏滅亡的各個政權區域內強制遷徙，或是從南北佔城俘獲的人口、財物，主要都集中到了平城附近。被強制遷出的地區包括山東六州、關中長安、河西涼州、東北和龍、東方青齊，這些地區是當時北中國地區經濟、文化發達的地區。
    北朝時期民族融合的範圍和程度是空前的，南匈奴、羯、氐、羌、鮮卑等部族很大程度地融進了中華民族的大家庭中，成為漢民族的一部分。中國現代歷史學家陳寅恪認為，“在北朝時代文化較血統尤為重要，凡漢化之人即曰為漢人，胡化之人即曰為胡人，其血統如何，在所不論”。
    在這一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北魏皇室在定都平城期間，邁出了漢化改革的第一步。道武帝建都平城之時“初建台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將軍、刺史、太守，尚書郎已下悉用文人。帝初拓中原，留心慰納，諸士大夫詣軍門者，無少長，皆引入賜見，存問周悉，人得自盡，苟有微能，咸蒙叙用”。到了太武帝時期，按照漢式風格修建首都，營建宮室，改革官制，置三公、太宰、尚書令、僕射、侍中，與太子共議國事，一時間胡風、國俗雜相揉亂。
    北魏自定都平城後，與佛教盛行的西域國家往來頻繁，《北史•西域傳》中有對這一盛景的描述：“太延中，魏德益以遠聞，西域龜茲、疏勒、烏孫、悅般，渴槃陁、鄯善、焉耆、車師、粟特諸國王使遣使來獻……自後相繼而來，不間于歲，國使亦數十輩矣。”
    這些官方往來，既為北魏平城帶來了先進的佛教思想和造像模板，又使得平城地區成為北朝絲綢之路的起點。這裡聚集的大量勞動人口和巨大財富被北魏皇室集中起來，融合了東西方技藝，在平城內外產生了一大批規模宏偉的建築。在此背景下，融合鮮卑、漢族以及中亞文化精髓的雲岡石窟應運而生。
    中新社記者：為何說雲岡石窟是一部鐫刻在石頭上的史書？其多元文化交融的屬性，在中華文化中有何種價值？
    李君：北朝時期鮮卑族南下定都平城、推行漢化改革，加速了北方民族融合華夏民族的歷史進程。雲岡石窟所在的大同市，古稱雲中、平城，是中國的九大古都之一。這一地區處於寒冷的畜牧地帶與溫暖的農耕地區的交錯帶上，自古以來就是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碰撞、摩擦的拉鋸地帶，是中原漢民族所建立王朝的邊防和北方遊牧民族南下中原的關口，同時也是民族交流融合的過渡和紐帶。
    《魏書•釋老志》稱：“涼州自張軌後，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舊式，村塢相屬，多有塔寺。太延中，涼州平，徙其國人于京邑，沙門佛事皆俱東，象教彌增矣。”北魏平城是當時北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這一時期西域諸國、涼州高僧、漢地豪族均在此地集聚。
    文成帝復法之後，命高僧曇曜于平城西武州山，鑿山石壁，開窟五所。曇曜本為涼州禪僧，師從天竺高僧曇無讖，所以雲岡石窟自開鑿時起就是多元文化匯聚的結果。
    雲岡石窟作為多元文化的交匯地，造像題材多樣化，有護法天神、伎樂天、供養人行列以及佛本行、本生、因緣和維摩詰故事等，並在石窟壁面上生動地再現了《後漢書•西域記》中所載的“商胡販客，日款于塞下”的壯觀場面。通過絲綢之路而來的西域乃至中亞等地商人，是當時中原與西域以及東西方文化交流互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的身影在雲岡石窟中時有出現，例如第6、12、16窟，中亞、西域等地的商人都以胡商身份客串于佛本行故事中，是對當時中原北方地區與西域少數民族文化交流的真實再現。
    雲岡石窟是在北魏開放融合、文明互鑒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藝術寶庫，如同一部鐫刻在石頭上的史書，散發著璀璨瑰麗的光芒，用圖像生動地記錄了鮮卑族的漢化和北朝的民族融合過程，為後世研究北朝的民族融合提供了一手材料。
   這些佛教造像還經海路傳播到日本、朝鮮，雲岡石窟也因此被譽為“東亞佛教美術的母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