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方教育助建中美橋樑
    【中新社舊金山12月15日電】（中新社記者  劉關關）近幾十年來，隨著一批批中國留學生走出國門求學，中國與西方學術界的交流日趨緊密。東西方教育在哪些方面可以實現互鑒？教育如何助建中美橋樑？中新社“東西問”專欄近日專訪美國大學首位華人校長、香港科技大學創校校長吳家瑋，請他談談對這些問題的看法。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在《玻璃天花板：吳家瑋回憶錄》中提到“打破學界的玻璃天花板”。在這一過程中，您華人身份的優勢和挑戰是什麼？
    吳家瑋：我在美國的教研之路完全是沿著學界慣例走過來的，可以說是“循規蹈矩”。我30多歲當上系主任，40多歲當上院長、校長，於是被人說成是“打破了玻璃天花板”。在這個過程中，作為華人，我遇到過挑戰，擔任舊金山州立大學校長期間感受尤深。
    舊金山歷來是一座多元且較為複雜的城市，舊金山州立大學是該市唯一的公立全科大學，學校的“一把手”難免處於眾目睽睽之下，突然間來了一位在儒家思維中長大、另有一套管理模式且不太聽話的華人校長，很多人不習慣。
    在美國的教研之路上，華人身份沒有什麼明顯優勢，否則就不會碰上“玻璃天花板”了。
   但在舊金山州立大學當校長期間，儒家思維為我的管理模式帶來一些積極影響。我常跟副校長、院長、教授代表等10來個人開會，討論各種議題。眾人意見不一致時，會展開討論、辯論或是爭論。如果討論半個小時後還僵持不下，美國同事們就忍不住了，接下來就要求通過投票結束爭論。而我認為，絕大多數人都同意某一個建議，才是較好的結局。這個時候我會說，我們都是有頭腦的人，多談談總可以在各種不同的見解裡找出大家都能接受的看法。因此我主持的會議儘管時間很長，但最後總能得到一個支持度相當高的共識。
 
    中新社記者：美國高校的工作經歷，為您在科大的工作帶來怎樣的啟發？
    吳家瑋：我回國前夕，香港經濟面臨轉型，必將注重科技。當時，香港將迎來回歸祖國的時刻，“一國兩制”政策也已確定。在此背景下，一群有學問、有經驗、有理想的學者決定放棄國外的豐厚資源和舒適生活，憑可貴的團隊精神在香港創辦一所研究型大學。
    特別是我在聖迭戈加州大學當博士後，十載後重回原校擔任院長。那段經歷讓我認識到，要辦好一所大學，研究和教學必須依靠真正一流的人才。我們在創辦科大時，就是全力尋找各學術領域的一流人才加盟。
    另外，聖迭戈加州大學的博雅教育理念對我在香港科大的工作也有啟發。當時，港英政府祗允許我們辦理學院、工學院和商學院，但我堅持同時要辦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我還希望每個學生主動參加文化、體育及團隊活動。學校一定要培養學生的人文素養，否則怎麼能算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可以擴展年輕人的視野，理順他們的邏輯，賦予他們深入思考、獨立判斷的能力。思想狹隘的人很難做到真正的創新，沒有好的人文與社會科學環境，科技也搞不好。
 
    中新社記者：您曾長期在舊金山灣區工作，並於20世紀90年代先後提出“香港灣區”以及“深港灣區”的概念。在高等教育方面，能為粵港澳大灣區提供哪些經驗？
    吳家瑋：舊金山灣區各種類型的高校都有，粵港澳大灣區的高等教育建設也一定要多元化。最好能够平衡發展研究型、教學型、專業型、普及型等各種類型的高校。至於學科建設，科技創新、人文創作和社科教研同樣重要，多種學科都要大力發展。研究型的高校必須注重教學，教學型的高校也不能忽視研究。
    此外，高等教育不能一面倒地聚焦于應用研究，基礎研究也絕對不能忽視。中國過去經濟落後太久，需要飛速發展，趕上發達國家，因而在很短的時間內培養了大量應用型人才。但非常關鍵的基礎研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作為科技創新和突破的基石與載體，是時候大力度發展基礎研究了。
 
    中新社記者：東西方教育在哪些方面可以實現互鑒？
    吳家瑋：西方發達國家因各自的歷史和背景不同而發展出各有特色的教育模式，法、德、英、美等國的教育制度差別很大。在向西方借鑒的過程中，中國要按照自身的實際情況和需求善加選擇，發展符合國情的教育模式。
    最近幾十年，中國高校數量急劇增加，水平相應提高。目前，中國每年普通、職業本專科招生人數在1000萬以上，碩士生以及博士生的招生人數分別超過100萬和10萬。有人說中國畢業生太多，導致很多大學生找不到工作，但我認為現在的高校數量和招生規模相當合理。中國有3000多所高校，美國人口不到中國的四分之一，高校數量卻更多。
    中國高等教育的問題不在於數量，而在於發展不平衡。美國的優秀大學分佈在全國各地，但中國最好的大學主要集中在沿海幾個大城市。五湖四海的“高材生”被吸引到這些大城市，畢業後大多不願回老家。
   中國迫切需要推動教育、經濟、文化等各項事業在地域間均衡發展，讓欠發達地區對人才具備吸引力。
    中國的高等教育需要適度引進符合國情的博雅本科教育。同時，應該像西方社會那樣，擯棄對大學排名的迷信、對論文和專利權數量化的追求以及對學者名銜的過度崇拜。
    反向來看，中國一些教育理念也值得西方學習。從文藝復興開始，西方世界逐步盛行“個人主義”。而儒家推崇“集體”意識，為人在修身之餘，必須關懷和注重家庭、社會以及國家的集體幸福。這些意識啟發于教育。
    中國一些教育方式同樣值得西方借鑒。我曾看過一檔英國電視節目，有一組上海的高中教師到倫敦一所高中教學。老師走進教室，學生要站起來齊聲喊“老師好”。上課的時候學生不能交談，課後還有很多作業。英國學生剛開始對這套教育方式很不習慣，但一段時間後，他們不但開始欣賞中國老師的教育方式，連考試成績也提高了很多。
 
    中新社記者：您的回憶錄《同創香港科技大學：初創時期的故事和人物志》裡，有一個章節是“助建中美橋樑——走向老家”。在您看來，教育應該如何助建中美橋樑？
    吳家瑋：我寫這本回憶錄的時期，確實還是以學術交流合作助建中美橋樑的好日子。中國落後和僵化多年後，終於打開了國門。一些有理想的優秀留學生、學者在西方吸取了先進的知識和技能，然後走向老家，在國家重啟、發展的征途上作了不少貢獻。同時，美國的科研也需要中國的人才。在這個階段，兩國一些科研合作相當成功。
    美國人也認為，他們在許多方面也可以向中國學習。隨著越來越多美國企業到中國發展，學習中文的美國人逐步增加。這些人到美國公司的中國分支機構任職，並通過與中國的合作提高本領，然後走回自己的老家。
    但是，現階段美國政治狀況不容樂觀，內部分裂、兩黨對立的局面令政客們以尋找外敵的手段來爭取選票，中美學術交流難免受到影響。現狀能否改善，要看美國的政治態度。美國學界也需努力跨越障礙，讓兩國的學術交流盡快恢復到過去的良好狀態。
    中國學界除盡可能恢復與美國學界合作外，還必須擴大國際交流的範圍和對象，大力加強與歐洲、東南亞等地以及“金磚國家”的學術合作，在“一帶一路”上多建“橋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