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家趙元任稱得上是
民國時期最好玩的大師
     （續前）科學主義的落幕“我是個現代主義者，我不屬於任何黨”。這是趙元任晚年在美國接受採訪時強調的一句話。為躲避戰亂，他在1938年再度離開中國，選擇氣候不舒適，也沒有太多學術根基的夏威夷大學任教，不久又到耶魯大學和哈佛大學工作，但這些地方最終都未能成為他的歸宿。
    1946年，趙元任的次女趙新那和女婿黃培雲歸國教書，他也計畫回國任教，與家人團聚。但國內人士不斷邀請他擔任大學行政職務，讓一直回避的趙元任陷入兩難。1947年，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朱家驊第二次邀請趙元任出任南京中央大學校長時，他決定暫留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擔任東方語言學教授，這一待就是17年。
    從早年對音樂、天文等事物的喜愛中，趙元任已初露“科學享樂主義者”的一面。大女兒趙如蘭說他對音樂的愛好是一種有邏輯的興趣。夫人楊步偉也談道，剛結識趙元任時，感覺他說笑話“沒說出太大意思”，但大家都看得出他自得其樂。正如首都師範大學學者袁一丹所言，趙元任在生活中體現的嬉戲精神，“不同于梁任公（梁啟超）在20世紀20年代提倡的趣味主義，是嚴格的專業化為前提，經過現代科學方法洗禮的享樂主義”。
    定居美國後，科學主義的實用性在中國退潮，但研究本身仍給趙元任帶來心靈慰藉，他把語言學玩成了一門具備高超邏輯的娛樂。一個典型的故事是：大女兒趙如蘭將外孫女送到趙元任夫妻處照看，趙元任突然對嬰兒的聲音十分好奇，將咿呀學語的“發言”做了詳細記錄並錄音，很快寫出了一篇語言學中少見的、關於嬰孩語言的科學論文。
    趙元任的所有檔案都留在了伯克利，因此國內對於趙元任的研究成果並不完善。而他的溫和、不問政治，也使他在大眾心中的形象模糊不清。但趙元任檔案是一座亟待挖掘的寶庫。外孫黃家林回憶說，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一度想出版趙元任的日記，但由於整理工作太過繁瑣，只能先影印出版，供研究者參考。
    當年，趙元任回國的機會少之又少。1956年，他在美國灌錄唱片，每錄到唐詩《長恨歌》《琵琶行》時就無法繼續，忍不住落淚。直至中美關係緩和，在周恩來的關心下，趙元任終於在1973年回中國大陸探親。
    作為一個視語言研究為生命的人，趙元任對母語和祖國懷有濃厚的情感。他曾說，美國是“這個地球上他去到中國的一個中間站”，中國才是他的目的地。（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