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是當代世界不可忽視的思想智慧
    【中新社濟南1月16日電】（作者 沙見龍 周藝偉）作為中國古代最具代表性的主要思想，儒家學說自創立以來歷經千年而不衰，不僅深刻塑造了中華文化的精神內核，也逐漸超越中國本土，在面對全球生態危機、倫理真空等背景下，愈發彰顯當代價值與世界意義。
    尼山世界儒學中心訪問學者，英國巴斯市前副市長、英國巴斯大學教授余德爍（Dr Yukteshwar Kumar）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從多維度論述儒學是當代世界不可忽視的思想智慧。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如何與儒學結緣？在您看來，儒學的核心價值觀如何影響現實社會？
    余德爍：我在30多年前開始接觸中文，從此與儒學和中國文化結下深厚緣分。我的中文名字“余德爍”，由我的恩師——著名漢學家譚中教授親自命名，這不僅成為我漢學道路的重要起點，也標誌著我正式走上儒學研究之路。
    我認為，儒學的核心價值高度凝練於“仁、義、禮、智、信”五常之中。其中，“仁”是儒學的靈魂，體現人類情感共鳴與道德同理心；“義”是行為合乎道德與正義的準則；“禮”是維系社會秩序與人際和諧的規範；“智”代表明辨是非的能力；“信”則是社會交往與運行的基本誠信。
    儒學不是脫離現實的玄學，而是一種“生活中的哲學”，強調倫理實踐和社會參與。孔子主張通過個人道德修養，推動家庭、社會乃至國家的和諧。孟子在此基礎上提出“性善論”，認為應通過培養道德情感來構建良好社會。
     在當代，儒家思想對現實社會的意義非凡。我始終堅信，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不在於它如何保護最強者，而在於是否有能力守護最脆弱的人群。如果公共政策缺乏人文關懷，僅以數字與成本效益為依歸，社會便會陷入冷漠的管理主義陷阱。可以說，儒家的“仁政”理念是當今世界急需的道德“補藥”，提醒我們任何治理都需以人為本、以良知為尺度、以同情為核心。
    中新社記者：西方文明強調個體主義與契約精神，而儒學重視集體倫理與差序格局。在東西方比較研究中，您最深切的感悟是什麼？
    余德爍：在當代社會，功利主義幾乎成為主導價值取向。人們普遍追求效率、競爭與結果導向。這種思維雖在短期內提昇了社會運行效率，但往往以犧牲道德、情感和人文價值為代價，導致社會關係日益疏離，甚至使人性淪為被算計和利用的工具。
    相較而言，儒學為現代社會提供了一條更具溫度的路徑。儒家教育重視“立德樹人”，強調培養品德高尚、心懷責任的君子，而不祗是注重知識與技能的“生產者”。在儒家傳統深厚的國家中，教師仍享有崇高的社會尊重，但部分西方社會逐漸將教師視為“服務提供者”，教育被商業化、服務化，教師職業尊嚴滑坡，離職率持續上昇，教育面臨深刻危機。
    儒家強調“為政以德”，認為國家治理的核心在於領導者的道德修養與人格力量。“政者，正也”“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這些儒家名言顯示道義才是真正的政治資本。面對全球政治信任危機，儒家倡導的“有德者居之”的治理理念，無疑為當代社會提供了一種價值補充與現實啟發。中新社記者：在“文明衝突論”與“多元文明共生論”的爭議中，儒家“和而不同”“天下觀”等思想能否為西方文明提供新的思考？
    余德爍：儘管有些西方政治學者並不看好儒家思想在緩和文明矛盾中的作用，但這實則反映了其對儒學與東方傳統哲學的誤讀。部分西方學者稱儒家的“天下觀”過於理想化，缺乏應對當前多極化、競爭激烈國際格局的現實操作性，而這卻恰恰是儒家對和平、人道與全球秩序追求的核心優勢。
    儒家並非否認現實利益的存在，而是強調在利益衝突之上，應建立道義共識與價值引領。如果國際關係永遠被視為權力博弈與零和競爭，人類社會將很難走出衝突與戰爭的歷史循環。儒家提倡的“和而不同”，也並非消解差異，而是通過相互尊重與文化包容，實現多元文明的和平共處。這種思想對於當前全球面臨的民族主義抬頭、地區衝突頻發等具有極強的現實指導意義。
    儒家雖強調個人修養與家國責任，但並不排斥個體價值，而是主張個體自由與社會責任的平衡。事實上，絕對的個體主義所帶來的社會原子化、家庭解體和精神孤獨，已成部分西方社會深層危機的重要根源。儒家強調的人際關係、家庭紐帶和社區責任，恰可以作為現代社會的道德修復劑。
    儒學與很多國家的文化一樣，都包含豐富的和平哲學與社會治理智慧。西方學者若固守“文明衝突論”的視角，反而會深陷文化自我中心主義，低估了其他文明對全球和平與穩定的貢獻。
    總之，儒學不僅是東方文化的瑰寶，更可能是人類未來走向和平、合作與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思想智慧，其可作為文化補充，也能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倫理基礎和制度構想，推動全球治理轉向更有人文關懷、強調共同價值的治理路徑。
    中新社記者：您認為該如何通過“對話”，推動構建更包容的人類文明新形態？
    余德爍：我認為關鍵在於跨越成見、打破壁壘、尋找共識。具體而言，可以從以下方面著手。
     首先，摒棄“文明優越論”與“文明衝突論”的固有偏見。世界各大文明都是人類智慧的結晶，西方重視法治與自由，東方強調倫理與和諧，彼此並非對立，而是互補。要在基於平等、尊重和理解的基礎上開展文明對話。
    其次，深化哲學基礎的對話。西方社會強調個體權利、自由與契約，東方文明則更注重社會責任、群體關係與內心修養。未來的人類文明，應在這兩者間尋找新的平衡：既保障個體自由，又重建社會聯結；既鼓勵創新競爭，又守護道德底線。
    第三，通過教育交流與青年合作推動文明互鑒。文明互鑒不應停留在政治層面，而應深植於教育與社會土壤，加強各國在基礎教育、高等教育中的跨文化課程建設，通過學生交流、教師互訪、哲學對話，培養具有全球倫理視野的新青年。
     第四，積極推廣跨文明合作的成功案例。例如，儒學的“和而不同”、印度哲學的“梵我一如”、伊斯蘭教的“和平與寬容”等，都可以為解決當代全球治理、生態保護、代際衝突等問題提供共同智慧。這些理念不應被局限於學術圈，而應成為國際規則與公共政策的一部分。
    最後，需要重新思考全球化的價值方向。經濟全球化應伴隨文化全球化與倫理全球化，人類文明新形態必須既有技術進步的速度，也有道德建設的溫度。
    未來的人類文明不應是單一模式的擴張，而應是多元文明的相互融合、共生共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