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字學大有作為
必定「冷門不冷絕學不絕」
    【中新社北京12月21日電】（作者  陳偉武  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山大學饒宗頤研究院執行院長）12月20日，“漢語盤點2022”揭曉儀式在北京舉行。“穩”“黨的二十大”“戰”“俄烏衝突”分別當選年度國內字、國內詞、國際字、國際詞。漢字作為中華文化的象徵，濃縮時代精神，描繪世界萬象。古文字則從歷史的維度詮釋了中華文明的輝煌與厚重。
    人們通常所說的“古文字學”，本來應叫“古漢字學”，是指研究秦代小篆以前的古文字的學問，旁及部分帶有篆隸特點的西漢早期（漢武帝以前）的文字資料。古文字學與考古學、歷史學、語言學、文獻學等學科都有密切關係。中國古代文明是世界上有數的幾個獨立形成的古代文明之一。考古學家對文明的定義雖有差異，但幾乎都強調“文字”是文明起源必不可少的因素。
    漢字的產生，是關係到中華文明發生的大問題，研究漢字起源，也是對中華文明起源的探索，古文字學者責無旁貸，將發揮主力軍的作用。郭沫若、于省吾、唐蘭、饒宗頤、李孝定、高明、汪寧生、李學勤、裘錫圭、曾憲通、張光裕等先生都曾專文探討過漢字的起源問題。
    古史傳說中倉頡（亦作蒼頡）創造了漢字，倉頡是黃帝的史官，黃帝為華夏人文的始祖，其時代據文獻記載距今約四千五六百年。《呂氏春秋•君守》記載：“倉頡作書。”《淮南子•本經》篇說：“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在古人看來，漢字的產生，是驚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件，漢字被賦予了神秘的力量。
    人類在邁入文明門檻之前，走過了漫漫的史前時代和原史時代。現代考古發現了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長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大溪文化等遺址，出土的一些陶器符號當是原始漢字的萌芽。至少在龍山文化、陶寺文化時期漢字就已誕生，距今四千多年，相當于《史記》所記載的“五帝”時期。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出土的一件陶扁壺，上面有毛筆朱書的“文”字和疑似的“堯”字。山東鄒平丁公陶文，整片五行十一字，筆法嫻熟，排列章法講究。雖釋讀尚有歧見，但大都承認其作為原始漢字的性質。多個符號連寫，說明陶文與漢語中的語詞發生聯系，記錄了一定的語義和語音。
    文字是上古語言和歷史的固化形式，可以傳之異時異地，無遠弗屆。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為商代晚期之物，已是系統性很強的成熟漢字。以甲骨文為代表的古文字構形系統屬於“意音文字”，且與時俱進，成了中華民族寶貴的文化根脈。中國自古五方雜處，民族眾多，既有漢語“雅言”，又有眾多漢語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漢字就成了不同方言區的人群和少數民族民眾最有效的媒介，具有維系華夏民族生生不息綿延不斷的強大生命力和凝聚力。要研究中國早期文明，去古愈遠，知古愈難，古文字記載的史料於後來者而言就益顯重要。
    先秦考古遺址、遺跡、遺物可以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有字，一類無字。古文字記錄的出土文獻包含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進行古文字的考釋和解讀，認識這些文獻的文化內涵，就成了古文字學的核心任務。假若字認錯了，由此推導出來的歷史人物、年代、事件和地域等，都可能淩空蹈虛而出錯。可以說，古文字學是研究中華民族早期思想、經濟、軍事、科技和文學等歷史文化的鑰匙。
    中國早期文明夏商周三代古史的重建，無疑要仰賴出土古文字材料，這些材料或可與傳世文獻相證合，如殷墟甲骨文對《史記•殷本紀》中商王世系的印證；西周青銅器遂公盨記載大禹治水的故事；戰國子彈庫楚帛書有伏羲女媧的創世神話，等等。還有許多古文字材料不見于傳世文獻，如曾侯乙墓編鐘、編磬標音銘和樂律銘的出土與解讀，讓人們知道其時十二律的旋宮轉調，對戰國早期中國樂律學所達到的高度有了新認識。許多簡帛佚籍遺篇足以填補載籍的空白，如清華簡長篇史書《系年》共有138枚簡，記述西周之初至戰國前期的歷史，可以補正《春秋》經傳和《史記》的許多不足。
    《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號稱“五經”，是對中華文化有著深遠影響的核心經典，但“五經”的傳世本在漢代以後的傳播過程中受到許多干擾，平添不少訛誤。出土古文字材料中有這些典籍的不同寫本，保存了目前可見的最早本真面目，對認識經典原貌價值非凡，古文字學者成了“清道夫”，正好為解讀這些經典的出土本掃除障礙。再如上博簡《從政》、清華簡《邦家處位》《治邦之道》《治政之道》等篇章，專門闡述治國理政的原理和措施，對新時代的文化建設仍有啟示意義。
    若從東漢許慎撰《說文解字》算起，中國古文字學至今有將近兩千年的歷史，已有甲骨文字研究、青銅器銘文研究、戰國文字研究和秦漢文字研究等四個分支。戰國文字研究可以說是  目前最為熱門的方向，也是許慎肇其端，而二十世紀以來王國維、李學勤和何琳儀等學者在其理論建設上各有建樹。戰國文字品類繁多，述作如林，成果汗牛充棟。
    為從總體上反映戰國文字考釋的歷史面貌和現狀，曾憲通老師和筆者共同主編的《出土戰國文獻字詞集釋》，原是趙誠先生2002年提出的命題，由曾師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2003年立項，2007年結項）擴展而成，中山大學老中青三代學人二十餘人歷經十五年辛勤耕耘始克蕆事，2017—2018年由中華書局正式出版。《集釋》凡一千餘萬字，全面著錄戰 國文字的所有字頭，每個字頭之下收錄代表性形體，依時代先後排序，註明出處，以字系詞，集錄諸家考釋意見之後酌加按斷。此書是繼《甲骨文字詁林》《金文詁林》等大型工具書之後，對戰國文字考釋成果進行系統整理的集成性著作，能為考古學、歷史學、哲學、語言學、文獻學等相關學科的研究提供幫助。
    目前信息發達，古文字原始材料著錄、古文字釋文、考釋文獻的分類、古文字單字索引等都需要數字化，海內外不少高校和科研機構建有各種各樣的古文字數據庫，對古文字研究幫助甚大。例如，戰國文字考釋成果浩如煙海，大數據技術如何賦能考釋文獻的整理與研究？筆者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戰國文字詁林及數據庫建設”于2017年正式立項，且與中華書局“古聯公司”合作，正在《集釋》基礎上向前推進。《詁林》著錄的每個戰國文字，祗要有學者曾經考釋過，皆予以標注，而每篇考釋戰國文字的文獻，在數據庫中都概括為提要，以“字釋綜覽”的形式與電子化的單篇文獻一一關聯對應。讀者可以通過前端某一字頭之下的標注而快捷查到考釋意見的種種相關信息。而且這些信息還將不斷地實施動態更新。  2021年范常喜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戰國文字研究大數據雲平台建設”正式立項，可視為前一項目的擴展工程，相信這兩個大項目的最後完成，一定能為古文字學界和相關人文學科對戰國社會文化歷史的研究提供有力助益，也能為社會大眾帶來更多服務。
    在世界五大古文字體系中，古埃及聖書文字、兩河流域楔形文字、古印度河流域印章文字和中美洲瑪雅文字，連同它們所依存的文明一起消亡，而祗有古老的中國漢字源遠流長，獨具魅力，由之衍生出來的中國詩詞曲、書法、楹聯、酒令、謎語等藝術形式，被饒宗頤先生稱為“漢字樹”。漢字樹根深葉茂，繁花似錦。
    國外的“中國學”是從介紹和研究中國經籍開始的。“中國學”遍佈全世界，早已不再局限於中國鄰近的朝鮮半島、日本和越南的“漢字文化圈”。不過，目前中國古文字研究在國外不是特別活躍，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夏含夷、達慕思大學的艾蘭、哥倫比亞大學的李峰、耶魯-新加坡國立大學學院的顧史考、日本東京大學的大西克也、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的麥裡筱等學者，成就較為突出。未來加強中國古文字學界同國外漢學界的學術交流，對於宣傳中華早期文明的悠久歷史和文化精華，都大有裨益。
     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漢語是聯合國日常工作語言。漢字作為漢語的記錄符號系統，其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中國已經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國力越來越強大，居高聲自遠，水漲船高，漢字借船出海，是增進中國同各國人民友好往來的橋樑和紐帶，作為文化交流的媒介作用也越來越大，未來必將在全球更加大放異彩。最近數年來，國家非常重視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在中華文明傳承中的作用，我們堅信，“冷門不冷，絕學不絕”，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中國古文字學一定會大有作為，輝煌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