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漢學家易冬蘭認為
「情理」或許是孔子思想
對當今世界的最大貢獻
    【中新社北京9月29日電】（作者 田靜）今年9月28日，是中國“至聖先師”孔子2574周年誕辰。與大多數人認為“孔子是具有完美人格、帶有嚴肅感的聖人”的觀念不同，希臘漢學家易冬蘭認為：孔子並非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人，他幽默、懂變通，這一面的孔子或許對大多數人來說更有借鑒意義。近日，中新社“東西問”對易冬蘭（Dimitra Amarantidou）進行專訪，深入解讀這位希臘學者眼中“一個懂得反諷的孔子”。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你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圍繞孔子的儒學，是什麼讓你對研究孔子產生格外的興趣？
    易冬蘭：孔子作為一位偉大人物，是非常有趣的研究對象。對孔子的不同認識，會影響對《論語》內容的理解。如果孔子是一位嚴肅的、完美的、理想的人，那麼《論語》也會變成一種教條。孔子也會犯錯誤，有時候是不完美的，那麼關於《論語》的詮釋也會隨具體語境而改變。
    我感興趣的是他複雜的個性，其中包括許多看似矛盾的方面：幽默、睿智、小氣等。不同的經典註釋和口述對孔子的描述也有所不同。正如中國現代知名歷史學家顧頡剛所說，“各時代有各時代的孔子，即在一個時代中也有種種不同的孔子”。或許我們可以補充說，每個孔子的學生也有自己的孔子，我的孔子是懂“反諷”的孔子。
    中新社記者：那麼你是如何定義“反諷”的？你又是如何理解孔子式的反諷的？
    易冬蘭：在西方文化中，反諷，也就是“irony”，它的內容很豐富。從蘇格拉底到浪漫主義者再到現代的哲學家羅蒂（R. Rorty），許多西方哲學家都對反諷有不同的理解。中國古典文獻中沒有“反諷”一詞，但是反諷的現象肯定是有的。就像中國典籍中也沒有“幽默”一詞，“幽默”是中國現代語言學家林語堂20世紀20年代創造的概念，但在此之前，中國人也一定是有幽默感的。反諷的基本定義，是你說的和你實際想表達的意思相反。論語裡面也有這種語言上的反諷。比如，《論語》中提到，季文子做事三思而後行。孔子聽說後表示，思考兩次就够了。（原文：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孔子的真正的意思肯定無關三次、兩次或一次的次數本身，他是想批評季文子把孔子的話作為一種教條的態度。並非你實現或者模仿一個表面的行為就變成一位“君子”。
    我剛提到的是語言上的反諷，也是一種狹義的反諷，但我認為《論語》裡面體現的反諷還有另一個表現，可以說是廣義的反諷。《論語》中廣義的反諷是指一種顛覆我們期待的情況或狀態，這種狀態可以用儒家思想的“經權之道”來解釋。“經”就是一種模板或是一種行為規範，“權”表示彈性，使模型與范式適應具體的問題或者具體的情況的能力。這種“經”與“權”的關係，本質上就是一種反諷。因為“經”代表的是不變，而“權”則是一直在變。兩個概念看似完全相反，無法共存，但是反諷所體現的正是兩個相反狀態的衝突與統一。
    中新社記者：你認為孔子式的反諷與西方哲學家提到的反諷有什麼區別呢？是否可以舉一些例子？
    易冬蘭：從表面上看，它們似乎相似，但區別在於完全不同的形而上學假設，尤其是對真理認識的不同。在蘇格拉底看來，真理祗有一個。蘇格拉底的反諷即使不是發現真理的方法，至少也是通過揭露對方觀點中的矛盾或缺陷來接近真理的方法。真理作為一種神聖、永恒和不變的現實，是蘇格拉底反諷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
    然而，孔子並不是在尋找真理，也不是在尋找“什麼是虔誠”這樣的一般性問題的答案。《論語》中所涉及的問題都是具體的，是由處於非常具體、獨特境況中的具體個人提出的。這就是孔子對同一問題給出不同答案的原因。這也是魯迅所說的“因人而異”。
    蘇格拉底想剔除特殊性以發現一般性和普遍性，而孔子則想盡可能多地包含特殊性，以得出適合某一特殊情況而不適合另一特殊情況的答案或理解。
    中新社記者：孔子的反諷對當今社會來說有什麼樣的價值？
    易冬蘭：西方思想是圍繞理性的原則而發展。但是孔子的思想既有理性又有溫度，是一種溫和理性。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不得不再次提到林語堂。林語堂將孔子的反諷與靈活性或“情理”聯系起來。在《一個素食主義者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Vegetarian）中，林語堂描述了一個中國人如何在吃素的同時偶爾也吃一點肉。在西方，“素食”是絕對的，是按照邏輯規則來理解的，一個人要麼是素食者（不吃肉），要麼不是素食者（想吃多少肉就吃多少肉）。然而，按照中國人的“情理”思維方式來理解，事物並不一定是“非此即彼”的，而是可以“兼而有之”的。
   這種理解造成了邏輯矛盾、悖論或吊詭。一個人怎麼能一邊吃葷一邊吃素呢？然而，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一般對悖論是寬容的，因為人們能認識到生活中的事物往往是“此消彼長”的。換句話說，相反的方面、情況、感受是可以並存的，並不相互排斥。
    正如孔子所說的“無可無不可”，這意味著人的行為並不必須符合任何預先存在的抽象原則。適合每種情況的就是正確的。他贊美顔回，但從不鼓勵別人像顔回一樣。顔回祗有一個，子路祗有一個，宰我也祗有一個。祗要善於學習，每個人都能成為最好的自己。實際上，孔子強調的是熱愛學習，而不是學習的結果。孔子不是批評學生不完美，而是批評他們沒有努力去做得更好。
   這是孔子“情理”的又一體現。這或許是孔子思想乃至中國思想對當今世界的最大貢獻。
    孔子對緊張和矛盾持寬容態度。如果我們說世界上所有國家都有相同的價值觀，這明顯是錯誤的。基於價值觀的不同，社會也是不同的。中國人不怕不同，不怕不兼容。恰恰相反，中國人的“情理”是建立在這樣一種認識基礎之上的：對立面永遠是相互配合、相互界定的。不同的價值觀、不同的觀點、不同的目標，其實都是協商和調整的基礎。情理、寬容、不斷適應具體情況和需求，不依賴於固定的真理和抽象的普遍原則，耐心地認識自己和學習他人，不是獨自學習，而是始終與他人一起學習，這些都是中國哲學的一些重要經驗。我相信，這些經驗可以為當今世界就緊迫的全球性問題的討論提供借鑒。
    中新社記者：包括你在內，許多西方學者致力於研究孔子思想，根本原因是什麼？
    易冬蘭：首先，每個國家有自己不同的宗教信仰，這也是導致一些衝突出現的原因。在西方，宗教地位越來越低，儒家思想和個人信奉的宗教並不衝突，不會影響你的信仰，我認為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此外，我認為西方學者對孔子有興趣是因為對中國有興趣，他們很想瞭解中國的發展是如何發生的、中國發展的“秘密”是什麼。有的人或許會認為，儒家思想是那個“秘密”之一。  但是，西方想要真正深入瞭解儒家思想，我認為還需要很多年。許多人是因為好奇中國一直以來發生了什麼，所以想深入瞭解中國文化、瞭解中國傳統，但是想要進一步理解，需要更多的翻譯，不僅是對古典文獻本身的翻譯，還有對古典註釋的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