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香成用攝影記錄現代中國
    【中新社北京8月12日電】（《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徐鵬遠）講話時，劉香成的目光有時會牢固地聚焦在交談者的雙眼上，涓滴不遺地輸送著他想表現出的友善與誠懇，有時則會出神地轉向失焦的遠方，仿佛正在穿越重重迷霧，搜尋某個湮沒其中的遙遠時刻。
    很多年裡，正是憑靠這樣的兩副目光，他背著相機遊走四方，敏感卻又精準地按下快門，將一張張具體而鮮活的面孔和一個個稍縱即逝的歷史現場定格成永恒。
    中國是一種尚待闡明的愛
    留駐在菲林上的曝光，給劉香成帶來顯赫聲名，其中最為響亮的莫過於“首位普利策新聞獎華人獲得者”。
劉香成一直認為，新聞祗是生活裡的一小部分，但生活的方方面面又都是新聞。作為攝影記者，需對整體環境保持敏感，用一張張圖片的叠加來講述更大的故事。更重要的是，這樣的講述必須跟觀者發生情感聯結，否則“沒有情感的那種畫面，祗是一種記錄”。
    劉香成的這種理念，很大程度上來自于基恩•米利的啟蒙。1972年，行將從亨特學院畢業的劉香成，拍攝了一組紐約街頭的邊緣人群，吸引了這位《生活》雜誌的攝影師。那個時代，這個阿爾巴尼亞人是最偉大的視覺藝術家之一，他與畢加索合作的“光繪”系列，極大擴展了人們對於圖像的想象與理解。
    在基恩•米利的邀請下，劉香成進入《生活》實習。米利告訴劉香成：一張好的攝影是可以閱讀的，它有一種信息的持久性，能讓觀者不斷在其中找到共情和對話。
    有時，米利會把老朋友布列松的照片拿出來品評。法國人布列松和他的學生馬克•呂布，創作了廣為人知的有關現代中國的影像。一開始，劉香成對他們鏡頭裡的中國很有興趣，但後來發現他們都有一種法國人看世界的眼光，而且是一個法國布爾喬亞的眼光。由此，一個念頭在他心底萌生，他想回中國看看。他上次回中國還是1969年高中畢業時去廣州看姐姐。
    1976年9月，拿著《時代》周刊的委任狀，劉香成抵達廣州。他看到街邊晨練的老人，舉起相機，按下了對準母國的第一次快門。1979年，他接受了美聯社的雇用，成為中美建交後第一個駐華攝影記者，正式在北京駐扎下來。
   劉香成努力地打量著週遭一切。他的鏡頭裡有舉著可口可樂的軍大衣男孩，有公園裡打扮時髦的青年，有穿上西裝婚紗結婚的新人，有從巨幅廣告底下走過的路人……也有在火車上拎著啤酒的尼克松，在長安街上騎自行車的基辛格，為中央樂團合唱團指揮《歡樂頌》的小澤徵爾……
    據說，1979到1981年西方媒體關於中國的報道，65％的圖片都來自劉香成。面對巨大而又細微的變化，他似乎有著優於任何人的把握能力。時任《明鏡》周刊北京分社社長的蒂奇亞諾•坦尚尼，後來這樣形容劉香成：“對劉來說，中國不祗是一個值得發現的真相，更是一種尚待闡明的愛。”
    1983年離開中國時，他從自己7年的作品中挑選了96張作為總結，交由英國企鵝出版社出版。美國著名媒體人理查德•伯恩斯坦在序言中稱：“這本攝影集裡的圖像，將比任何其他來源都能够更深地觸及我們的認識。”
    不要走入狹窄的道路
    20世紀90年代初，劉香成在巴黎讀到了林語堂的《吾國與吾民》。賽珍珠的導言打動了他：“它寫得驕傲，寫得幽默，寫得美妙，既嚴肅又歡快，對古今中國都能給予正確的理解和評價。”
    劉香成想做的也是這樣的事。在福州度過童年，在香港完成成長，在美國求學與工作，以及此後不停遊走世界觀察，他意識到中西之間不僅存在一條文化的鴻溝，也長期缺失真實互信的溝通與認知。他要以自己的力量搭建一座橋樑，攝影是一種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
    1995年，劉香成回到北京，成為時代華納集團的北京首席代表，促成了財富全球論壇在上海舉辦。在劉香成看來，之前自己用圖像的叙述傳遞信息，那幾年則是在構築傳遞信息的平台，本質上都是在推動一種交流的可能性。
    劉香成從來不是一個在框架內行走的人。他對重大時刻的把握和日常生活的捕捉深入人心，並不意味著作品裡祗有嚴肅場面與平凡面孔。他拍名人肖像，周有光、丁玲、艾青、曹禺、吳祖光等都在他的鏡頭中出現。
    他因此與許多前輩結了忘年交。30歲生日那天，新鳳霞畫了一幅桃子給他，侯寶林送來自己的字，黃永玉教他怎麼吃大閘蟹。1983年，他在太和殿的廣場上給76歲的溥傑照相，傍晚的紫禁城，這位末代皇帝的胞弟講述起兒時的故事，最後溥傑給他也照了一張相。“這是我一生中覺得特別榮幸的機會。”
    同輩或晚輩，劉香成也拍。從20世紀90年代的阿城、張藝謀、陳凱歌、鞏俐，到近些年的蔡國強、周迅、竇靖童、畢贛……他總能用真誠的眼神卸下對方的防備，展現出他們在聚光燈外，自然放鬆的一面。
    有人批評他背離了新聞攝影的理想，放棄了對時代現場的記錄。對此，他絲毫不認同，他最感興趣的始終是從人文的角度觀察整個社會。“很多攝影師一天到晚都在糾纏，什麼是新聞攝影，什麼是紀實攝影，什麼是人文攝影，什麼是藝術攝影……他忘記了他是在搞攝影。”於他而言，那些人走入鏡頭之中並不因為他們特別的身份或耀眼的名氣，而是中國時代進程中最具代表性的個體形象。
    歸根結底，“攝影是一個跟人打交道的事情”，劉香成說。
    一滴水有什麼用？
   2001年北京奧組委宣佈成立，劉香成受邀成為顧問之一，他選擇使用鏡頭語言講述中國的成長故事，祗不過這次主講人不再祗是他自己。他廣泛尋找、收集圖片，經過大量篩選，88位攝影師的上千幅作品最終被編輯成《中國：一個國家的肖像》，一本424頁的厚重影集。
    這是一次成功嘗試。以往，劉香成覺得在許多出版的攝影書籍裡，看不到一個他所認識的中國，現在這件事可以自己來做。“歷史有很具體一幅幅的畫面，除了它的文獻價值以外，也是一個觀點表述。單張的圖片當然有它的力量，而當你把所有沉澱下來的時候，會看到一個更大的故事。”
    2010年上海世博會期間，他推出了自己和妻子編著的影集《上海：一座偉大城市的肖像》，通過珍貴的歷史照片、世界私人收藏以及傑出攝影師的作品，講述了現代上海如何塑造而成的故事。2011年辛亥百年，他又編著了《壹玖壹壹：從鴉片戰爭到軍閥混戰的百年影像史》，描繪出1850-1928年間中國的視覺圖景，為此他遍訪世界各地的公共展館和私人藏品。
    2014年，劉香成創辦了上海攝影藝術中心。他說，在紐約時，第五大道的國際攝影中心曾讓自己深切感受到攝影的力量，他想將世界各地風格各異的作品也帶到中國來。
    他還想做“一帶一路”的主題。在他看來，這是現代中國第一次真正有規模地走出去，中國會如何在文化上與不同的國家對接，與不同文化的接觸又會產生怎樣的畫面，都將成為21世紀人類的重要經驗和歷史。
    他不確定自己的體力能不能跟得上。“我72歲了，當然不可以拿著100斤的設備到處去跑。”他希望能够帶動和聯合更多人參與。
    50年前剛去美國時，劉香成讀了很多漢學家的著作。他清楚地記得，在一本名叫《The Burning Forest》（《燃燒的森林》）的書中，比利時學者西蒙•萊斯用宋朝的一張畫對中國知識分子做出概括：“一個樹林著火了，幾隻鳥飛到溪裡銜水，然後飛回去拿這口水救火。”從前，在這幅畫中，劉香成能看到父親的身影。如今，他自己也開始做起了相似的事。
   “一滴水有什麼用呢？但是這個行為很重要。”劉香成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