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佐良：於詩歌中看見真靈魂
      （續昨）1988年，王佐良應邀在英法訪學。重回母校，他與幾位牛津教授共進晚餐。其中一位教授的能言善辯讓他想起了求學時代的C.S.劉易士教授。
    劉易士當年在學生中組織“蘇格拉底學會”，批判薩特的存在主義。他們在乎的並不是駁倒別人，而是反駁本身，因為他們在思想文化領域將任何人看做平等對話者，任何理論都是可理解、可辯論的。文筆也是牛津人文學者所重視的，強調新鮮的思想和活躍的想象力，有透明的理智和比例感，尊重讀者，同他們進行心智上的對話。
執火炬的人
    北外原副校長胡文仲說，王佐良有一句口頭禪是“瞄瞄”。他的視野很廣，什麼東西都喜歡拿來“瞄瞄”。
    姜紅20世紀80年代末畢業留校，曾幫忙管理外國文學研究所西文期刊，王佐良總是第一借閱人。每周，她幫王佐良辦好借閱手續，送去最新的《大西洋》《紐約客》《美國國家地理》《泰晤士報文學副刊》等，王佐良每期必看。北外圖書館每年訂購新書，文學部分由他勾選，語言學由許國璋勾選。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楊國斌當時在王佐良門下讀博，他回憶，王佐良喜歡觀點明確、內容充實、文風好的文章，很喜歡《紐約客》，連本地新聞這種豆腐塊也看，甚至會劃重點。
    王佐良告訴楊國斌，對新概念、新理論不要盲從。曹莉記得，王佐良要求學生不要拿西方理論生搬硬套，也不要跟在後面炒冷飯。
    1984年，王佐良從北京外國語學院副院長位置上退下來，擔任新設立的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
    他說：“我似乎應該感到老之將至，但又似乎還有一個約會在面前，何止是一個人一生的夢，還有一個民族一百年的焦慮和心願。”
    校內外事務繁忙，王佐良祗得抓緊一切時間治學。很長一段時間他都住在北外宿舍，周末才回家，凡空餘時間都埋頭於書桌。他的博士生、河南大學外語學院教授高繼海回憶，他的時間觀念極強，每周都有日程表，不成文的規矩是，無故、無約就盡量不要打擾他。
    張秐說，王佐良是一個在前方執火炬的人。北外王佐良外國文學高等研究院院長金莉說，王公是外語學界的一面旗幟，後學們無法望其項背，祗能一直朝著他所指引的方向努力。
清華標準
    1991年，清華80年校慶時，王佐良寫了一篇《想起清華種種》的感言。他說，雖然不在清華工作，但一說起這所學校，仍然像年輕時一樣興奮，話也說不完似的。
    他很懷念清華的老師們。俞平伯、余冠英教大一國文，都親切而嚴格。大二上西洋哲學史，他寫了長達百頁的英文讀書報告，賀麟不但不皺眉，還在班上表揚了他。大四那年，吳宓和葉公超合開翻譯課，他和許國璋的成績是班上最優秀的。
    但最讓他終身感念的還是燕蔔蓀。1937年，31歲的英國青年詩人燕蔔蓀在抗戰烽火中來到清華外文系。那時正值學校內遷，他們在湖南的南嶽山中上課，一本像樣的外語書都沒有，燕蔔蓀全憑記憶，用手提打字機加上複寫紙，將莎士比亞的《奧賽羅》全文打出來，每人一份。
    王佐良覺得，燕蔔蓀有一種不讓任何困難拖住自己後腿的勁頭，而且他做這些事總是一聲不響，一點不帶戲劇性姿態。日后王佐良每當在工作中遇到困難總會想到這情景。
    燕蔔蓀給他們帶來了英國現代派詩，艾略特的《普魯弗洛克》，奧登的《西班牙》。他們從現代主義裡學到把事物看得深些、複雜些，而不再滿足於“新月派”那種浪漫主義。一個詩人群體成長起來。
    這其中最醒目的是查良錚。在清華園裡，王佐良就注意到有位“瘦瘦的北方青年”在寫雪萊式的浪漫派詩。到西南聯大，查良錚開始以“穆旦”為筆名寫詩，詩風為之一變。
    雖離開母校已多年，但王佐良心中始終保持著清華做學問的標準。他說，這個標準無人定出，而有賴無數師友“行勝於言”的榜樣，就是卓越與為公。一個時代結束了
    身邊的人都知道，王佐良是一個壞情緒很少外露的人。他從不談“文革”時的遭遇，祗享受著“黑色的文雅字體印在雪白的紙上”的讀書之樂。他每天清晨五點起床，早飯後半小時留給最難懂的書，慢慢地讀。即便沒有大段時間著書，他也會在每天清晨寫上幾百字，基本不間斷。
    胡文仲第一次聽他說起傷感的話是在1992年周玨良去世之後。他說，從今之後沒有人說話了。
    1994年，一直擔任北外校級顧問的王佐良退休了。辦公室騰空了，他的藏書被搬到他午休的小房間裡。胡文仲去看他，提議找人來把書整理好放到書架上。他說不用了，自己不會再用到這些書了。
    1994年9月，老同學許國璋謝世。1995年1月，王佐良因病入院，數日後去世。
    最後日子裡，王佐良老覺得時間不够用，數次向身邊人流露，擔心自己有生之年無法完成《英國文學史》。去世前一個月，他剛完成其中有關蒲柏的部分。
    他還編完了《中樓集》，寫完了談穆旦的文章。住院前，他把書桌收拾得乾乾淨淨。
    他走後，同為外語界宗師的王宗炎說：斯人長往，斯文長存。學生王克非感慨，北外最負盛名的老一輩英語大家都走了，仿佛一個時代結束了。
    王佐良1935年進入清華大學外文系，入校不久就趕上轟轟烈烈的“一二•九”運動，兩年後又逢“七七事變”。
    青年王佐良最愛的路，就是清華新齋外的路，轉彎能看見西山，夕陽下呈金紫色，如屏風一般靜靜地擁抱著清華。許多年後，他也會在北外駐足看西山落日。這落日的輝光，如同清華圖書館寬大的書桌兩端銅製高台燈那溫情而寧靜的燈光，早在他19歲那年，已投在了心上。（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