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為何能成為全球性人物
    【中新社北京3月13日電】（作者 譚馨章 孫艶艶）2005年，一位熱愛中國傳統文化的巴西青年漂洋過海來到中國。此後20年間，他從中文學習者。
    到成為中華文化的研究者、中華典籍的翻譯者，完成了從自我吸收到向巴西等葡語國家闡釋中國先賢治世思想和哲學的轉變。他就是中文名為“沈友友”的巴西漢學家喬治•西內迪諾（Giorgio Sinedino）。近日，沈友友在北京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講述他對儒學在巴西傳播和發展的看法。
    闡釋儒學，擯棄預設立場方能回歸本源
    在中國的20年間，沈友友翻譯出版了《論語•葡語解義》等多部帶有詳細闡釋的儒家學說葡文譯作。2018年，《論語•葡語解義》獲澳門基金會和澳門大學聯合舉辦的首屆“中葡文學翻譯獎”中譯葡獎項第一名。該書銷量已超20萬册，被讀者稱為《論語》翻譯的“新經典之作”。
   “如果在中華典籍裡選一本來翻譯闡釋，我覺得大部分人會首選《論語》。”沈友友如此表達他對《論語》的重視。他解釋說，從在中國思想和哲學史中的作用和地位來看，近代中國之前，《論語》是啟蒙典籍，士大夫階層子女甚至在學寫字前就已背熟，《論語》是中國儒家學說和古代思想與哲學的基礎之一。
    在沈友友看來，西方漢學的發展也表明，一定意義上最能代表中國思想的書就是《論語》。而在巴西用葡語譯介《論語》更有特殊性。沈友友介紹，20世紀初，孔子在巴西已成為公眾人物。
    鑒於當時巴西國內的情況，民眾批判政治生活，雖然當時巴西人對孔子的瞭解並不多，但他們為解決問題向外看時，也關注到孔子的“廉潔、廉政”思想，將孔子當作東方智慧的化身。
    他說，儘管未曾考證巴西人最早是怎樣知道孔子的，但巴西在20世紀初已有從第三種語言（可能是法語）轉譯的《論語》，但沒有註解和闡釋，所以人們祗是瞭解《論語》的基本大意。
    “一百多年過去了，我們現在要精益求精，就要更深入地考慮到中國一代又一代人是如何對孔子教義討論、理解、實踐的”，沈友友表示，他所要做的，不僅是要在語言文字上翻譯《論語》，還要讓葡語讀者理解這本書蘊含的思想價值。《論語》文字雖簡單但內涵卻非常豐富，“有時候，你看了很多次但還是看不懂。如果要翻譯這本書，可以通過闡釋和註解來解決很多問題”。
    然而，這並非易事，沈友友在翻譯過程中也面臨不少困境。第一關是語言障礙，《論語》是用文言文書寫，而中國古代語言體系和葡語所屬語系有很大差異，就連一些基本句型和詞彙也沒有一致的。更為困難的是文化背景，比如《論語》對於中國制度建設、禮樂文化、道德觀念的形成都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但翻譯過程中，卻常常沒有相對應的概念，即便有相似的，西方人也是從自己的文化本位出發去解讀它們。
    “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三人行，必有我師’的‘師’在葡語中有‘mestre’‘professor’，但無論選哪一個，都有一些不足。”沈友友說，怎麼解決這些問題？還是要回到闡釋和註解上，雖然闡釋和註解本身也有局限性，但至少能提醒讀者，不要和葡語的字面意思畫等號。“我們告訴大家，你不要自己去猜意思，或者看了原文就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表達。因為在中國古代，《論語》出現不久，人們就開始討論具體意思，形成各種註解註疏。那麼我們去做翻譯、闡釋和註解工作的時候，一定要在幾千年來積累的解讀資料基礎上，根據葡語國家讀者的情況來進行。”
    沈友友認為，每一本書都是獨一無二的，都應該為它採取不同的翻譯策略。他也希望通過闡述每一本書、每一個人的特色，來展示中國思想與文化的多元性、多樣性。
   傳播儒學，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從而扎根異域
    從20世紀初至今，儒學傳到巴西已有百年曆史，如今的儒學如何進一步扎根，有哪些需因地制宜的變化？沈友友常自問。“巴西的儒學發展有進步，但速度不理想”，沈友友體會到，沒有語言基礎，是儒學進一步在巴西扎根面臨的挑戰。如果中文無法成為巴西的重要外語語種，儒學發展就需要開展大量工作，才能彌補語言基礎的欠缺。
    雖面臨挑戰，但儒學在巴西的發展和進步還是可以明顯感受到。沈友友舉例說，由於與廣義中國文化有關的讀物在巴西銷量不斷增長，年輕一代的學子們對亞洲文化已越來越重視，其中就包括儒學。
    “在巴西，中文作品的葡語譯者人數不算少，但能譯古代文獻的人就屈指可數。”作為第一批可以完全依靠中文資料完成葡語闡釋譯作的譯者，沈友友希望有更多巴西人可以到中國生活一段時間，向中國名師學習，瞭解中國人如何理解中華典籍，以及這些書在中國社會有哪些具體影響。
   “瞭解中國、瞭解中國社會中的儒學，再把這些帶回巴西等葡語國家。這對於儒學深入扎根巴西，應對挑戰是非常必要的，我覺得前景也是樂觀的。”
    對儒學在全球範圍的傳播，沈友友認為，儒學的發展是一個與時俱進的過程，現在和未來的儒學並不完全等同於以前。國際社會要深入理解儒學、深入瞭解中國，就必須承認儒學和現代的複雜關係。
   儒學不僅是孔子及其弟子的社會活動，也與社會體制緊密相關。對此，沈友友提出了兩個研究角度：其一，對於儒學，要客觀去研究、立體去瞭解、專業去分析，從先秦到兩漢，再到今天，這樣才能促進國際漢學和儒學的持續發展。
   其二，因地制宜，將儒學當作文化交流的一部分，比如《論語》本身就包含了人生的智慧、修身的智慧、知人的智慧，將這些與每個國家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學以 致用，才更容易在不同的文化中扎根生長。“為什麼2500多年之後，人們還記得孔子，而且孔子還成了全球性人物？因為他和儒家學說有著不可或缺的世界意義。
      ”考慮到每個國家的具體情況，沈友友建議，可以設立專業的團隊去傳播彼此的文化，形成良性互動。
     比如在巴西，典籍互譯是深化巴中文化交流的重要紐帶，巴西的學術界已經深刻認識到將東方智慧介紹到西方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