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文化在海內外光大
    【中新社鄭州1月26日電】（中新社記者 劉鵬）“開封有個包青天，鐵面無私辨忠奸。”中國北宋政治家包拯，因審案明察、不畏權貴、清正廉潔，被稱“包青天”“包公”。千百年來，包公文化及精神輻射海內外，影響深遠。
    主政北宋東京開封府的包拯，為何在刻著開封府“市長名單”的石碑上不見其名？包公文化何以成為連接中外的文化符號和精神紐帶？近日，河南大學教授、央視《百家講壇》主講人程遂營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詳細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開封博物館“鎮館之寶”《開封府題名記》碑上，包拯之名為何消失了？
    程遂營：從政25年，包拯為官清廉，鐵面無私，勤政愛民，深受愛戴，“朝廷士大夫達于遠方學者，皆不以其官稱，呼之為‘公’”。
    包拯在中國民間受到的敬仰和愛戴，反映在開封留下來的《開封府題名記》碑上。這通北宋石碑是開封博物館的“鎮館之寶”，是目前中國發現時間較早、記載人名最多的地方官員題名記碑，被稱為北宋開封的“市長名單”。該碑記載了北宋146年間183任開封府最高行政長官的姓名、職銜和上任年月等，其中包括范仲淹、歐陽修等名人，但唯獨不見包拯之名。
    事實上，這通碑上原有包拯之名，但因後人在觀看這通碑時，不由得要去摸一摸包拯的名字，對他的事跡評說一番，久而久之，包拯的姓名處就留下了半指深的指痕，其名諱難以辨認，祗留下了“嘉祐二年三月龍圖閣直學士權知”字樣。這就是包公受百姓愛戴的歷史佐證，其名不在碑，而民心燭照，百姓有口皆碑。
    中新社記者：如何傳承和創新包公文化？
    程遂營：包公之所以受人敬仰，我認為主要有兩方面原因。
    一方面，是因為他在為官期間，兩袖清風、為國為民。所以，在元朝編纂的《宋史》列傳中這樣評價包公：“人以包拯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
    另一方面，是因為受小說、戲曲傳播的影響。包公去世後，宋代即有話本流傳包公故事，元代雜劇裡包公戲就有20多種，明代出現《龍圖公案》《三俠五義》等100多篇包公斷案故事，清代更有數十種戲曲故事演繹包公。包公被定格為鐵面無私、居官剛正、不畏權勢、不徇私情的清官典型，成為古代乃至現代官員的楷模。
    儘管時光已過去近千年，但包拯留下的包公文化十分寶貴，值得我們傳承弘揚與創新。
    首先，要繼續挖掘包公及包公文化相關資料，把包拯其人、其事及其形象流變和文化傳播的脈絡理清楚。不能貶低包公的貢獻和價值，但也不能無限神化包公。
    其次，要持續利用好相關祠廟、景點、媒體和影視宣傳包公故事，特別是在青少年群體中樹立包公正面形象，播下包公文化的種子。同時，要在對外宣傳方面下功夫，創新傳播渠道和方式，向海外群體“講好包公故事”，讓包公和包公文化成為連接中國與海外的文化符號與重要紐帶。
    第三，對於現代公務員、特別是公檢法部門的官員和工作人員而言，應該對包公及包公文化有正確的認識，學習他無私奉獻、反腐倡廉、奉公執法和為民著想的任事作風，營造風清氣正的良好法治環境。
    中新社記者：包公文化在海外有何影響力？
    程遂營：千百年來，隨著儒家文化圈的擴大、海外華人的增多以及中國文化的現代傳播等，包公文化在中國港澳台地區、東南亞、日韓以及歐美的影響力日益擴大。
    首先，包公文化在中國港澳台地區影響力深遠。比如，中國台灣建有10多座包公廟，其中雲林縣四湖鄉海清宮已有280多年的歷史。自清朝乾隆年間開始，台灣就建廟奉祀包公，香火不斷。此外，20世紀90年代，電視劇《包青天》風靡一時，進一步推動了包公文化的傳播。
    其次，有華人的地方就有包公信仰，包公文化成為連接中國與東南亞文化的重要紐帶。東南亞是海外華人的主要聚居地，所以在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菲律賓等東南亞地區都建有包公廟，與包公相關的戲曲、小說和影視劇在東南亞地區也很流行。
    第三，在中國唐、宋、明、清時期，有很多日韓的士子、僧人赴華求學深造，甚至在華為官。在這個過程中，有關包公的史料和讀本隨之傳入日本和韓國。在日本，包公被視為清官的代表，甚至有“日本版黑包公”的說法，此人叫大岡越前（本名大岡忠相），是日本江戶時代江戶城（今日本東京）的治安官。當時，日本社會矛盾複雜，商賈與藝伎之間常以殉情作為解決矛盾的極端手段。大岡越前對這種風氣進行糾正，阻止了不必要的殉情自殺現象。儘管大岡越前與包公沒有直接的歷史聯系，但他們的形象都被賦予了清廉、公正的特質，反映了當時日本社會對包公的崇敬之情。在韓國，包公的影響更為顯著，20世紀90年代，《包青天》在韓國播出創下了較高的收視率，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在歐美，早在19世紀上半葉，法國漢學家儒蓮（Stanislas Julien）就翻譯了包公戲《灰闌記》，從此拉開了包公文學在歐洲漫長的譯介之旅。1839年，法國東方學家泰奧多爾•帕維（Theodore Pavie），在巴黎出版法文譯著《中國故事與小說選譯》，其中包括《龍圖公案》中《石獅子》故事，這是歐美最早將《龍圖公案》西譯的記載。至19世紀末期，《龍圖公案》在歐洲流行開來。1960年，波蘭漢學家塔德烏什•日比科夫斯基（Tadeusz Zbikowski）將包公的20則故事譯為波蘭語在華沙出版，受到讀者追捧，在波蘭掀起了一陣“中國熱”；出版于1964年、由英國人里昂•康柏（Leon Comber）所譯的《包公奇案》是在英語世界影響最大的《龍圖》譯本。
    進入21世紀，《龍圖公案》的譯介活動又重新回到法國，由法國導演帕特里克•馬蒂（Patrick Marty）編劇、中國藝術家聶崇瑞執筆的連環畫《包拯傳奇》風靡法國，再次掀起了一陣“包公熱”。
     這就是說，儘管在制度、文化和法律層面上，東西方存在明顯差異，但“決獄斷訟”有著普遍的人類學價值，包公故事也契合了人類社會追求公平、正義的精神，是具有永恒意義的法律文學題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