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文化情牽兩岸遠播四海
    【中新社合肥10月27日電】（中新社記者 趙強）包拯，北宋名臣，因其廉潔公正、鐵面無私，故有“包青天”之名。20世紀90年代，台灣製作的電視連續劇《包青天》風靡兩岸，掀起了一陣“包青天熱潮”，包公文化影響輻射海內外。
    包公文化如何產生？包公文化為何能情牽海峽兩岸並在海外廣泛流傳？近日，安徽省文史研究館特約研究員夏冬波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予以深度解析。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千百年來，包公形象是如何具象化並受人崇敬的？
    夏冬波：包拯在世時就很出名，他的為政能力、親民愛民的事跡和剛直清廉的形象，已經深得時人贊譽。包公的形象源於其為官期間清正廉潔的作風，及後世傳說中“包青天”文學、戲劇形象的雙重融合。在一代代的口傳筆記中，包公形象從歷史、文物包公，向文學、戲劇包公方面發展，逐漸形成了當下的包公形象。包拯在民間的口碑極好，後世以他為主題的話本、小說、戲曲很多，形成了包公話本小說和包公戲。如傳統包公戲有《三俠五義》《包公案》《鍘美案》等。以包公為主題的影視作品也很多，出名的包公影視劇有《包青天》（1995）、《少年包青天》（2000）、《淩雲壯志包青天》（2005）等。
    總的來看，包公的形象主要由歷史、文物、文學和戲劇四個維度構成。四者相輔相成，又互為補充，從而造就了傳承千年的“包青天”形象。
    中新社記者：包公文化是如何產生的？
    夏冬波：包公文化的影響隨時間和文化的演變逐漸形成。隨著時代的發展，包公作為傳說或者故事中的主角，其人物性格和事跡“層累地”增加，因此時間與宋朝相隔越久遠，包公的傳說就越豐富、越傳奇、越精彩。
    在宋朝，儒家倫理得到重振，強調“君君、臣臣”。因此，宋朝奉行“與士大夫共治天下”，而這一政策的成熟則是在宋仁宗時期，王安石、司馬光、范仲淹等一大批宋代名臣的出現，都在這一時期。在此氛圍下，許多其他官員的一些優秀事跡也被加在包拯身上，使得包拯成為為官之人的榜樣。
    其次，宋代經濟催生了瓦肆等娛樂場所和話本小說，包拯形象的廣為流傳恰逢其時，成了話本、公案小說創作者首選的塑造對象，虛構的成分越來越多。宋朝滅亡後，元代戲曲、明清小說，都需要包拯這樣的創作素材，不斷推陳出新。在這個過程中，一個文學的包拯越來越豐滿，一個戲劇的包拯越來越精彩，而一個歷史的包拯卻被越來越淡化。
    再次，宋元以來民間文學催生“清官文化”，包拯化身“青天”，成為“清官”文化符號之一，名揚天下，自然順理成章、水到渠成。
    中新社記者：包公文化是怎樣在台灣傳播的？
    夏冬波：包公文化在台灣主要通過建包公廟、開展民間崇拜祭祀活動和包公文化研究中心推動等方式，讓包公文化傳播出去。
    台灣島內歷史最悠久並被譽為“包公祖廟”的是雲林縣四湖鄉三條侖的包公廟，又稱海清宮，始建於1738年（清乾隆三年），由泉州移民興建，迄今已有286年的歷史。島內各地立廟多從此分靈。
    雲林包公廟奉祀的包公被尊為“閻羅天子”。這個稱呼最初命名來自安徽合肥包家莊包家祠，是因後人認為包拯死後成仙，掌管閻羅殿第五殿。20世紀80年代，這座廟宇進行了重修，規格完全遵照古制，木結構都是以榫連接，許多精美石刻、木雕、彩繪，內容以包公審案的故事為主，材料多來自大陸，工藝是請福建工匠來做，大殿的點金柱頗具特色。
    台北、彰化、高雄、新竹等島內多地建有包公廟，供奉的包公主神，大多移自大陸。其中規模最大的是高雄大寮的開封宮，始創於1969年，奉祀馬國公（包公）為主神，以農曆八月十五日為“包公聖誕”。20世紀80年代，此廟重新修建時，既仿照了雲林包公廟，又受到大陸開封包公祠的影響。
    海峽兩岸，血濃於水。包公文化在兩岸的傳承，自明清以來尤盛，可謂源遠流長。
    中新社記者：包公在促進兩岸文化交流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夏冬波：包公作為清官文化的代表人物，在促進兩岸文化交流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在台灣，民間崇拜包公非常普遍，節慶活動也比較多。如：雲林包公廟，每年農曆七月初十舉行“閻羅天子千秋慶典”，用以祈福避災，日久成為習俗，各地的分靈神祇、信徒都會回祖廟進香朝拜。2006年8月，為慶祝包公渡台濟世268年，雲林包公廟第一次邀請島內各地2萬多人前來團拜，典禮依照古禮進行，場面隆重熱鬧，一派香火鼎盛的景象。
    島內很多信眾在家裡供奉包公像。最具特色的是：包公廟被編入了鄉土教材，如台灣雲林縣一本教科書中的一個單元是“拜訪海清宮”，瞭解海清宮的沿革及建築結構，培養學生愛護鄉土的情懷。
    在台灣，包公廟的功能在不斷擴展，參與民間創意生活，賦能鄉土文化產業鏈。包公不再抽象於歷史傳奇、信仰精神之中，實際已從孝肅廉明的名臣、公理正義的象徵、反腐倡廉的教材，昇華為海峽兩岸文化交流的重要橋樑和紐帶。
    中新社記者：您認為應如何擴大包公文化的國際影響力？
    夏冬波：包公文化在漢文化圈具有廣泛的影響力。據考證，早在明代，包公的大名就已跨越國界。明代鄭和下西洋，既向海外傳播了包公文化，也帶回了海外敬仰包公的信息，如在1484年（明成化二十年）的史籍中，就出現了“雖海外雜國莫不知其名而敬慕之”的文字描述。尤自明清以來，中華傳統文化隨百姓遷移海外而在海外廣泛傳播，其中就包括包公文化。在東南亞的菲律賓、印尼、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都建有為數不少的包公廟，同時還有各種形式的包公祭祀和紀念活動。
    合肥包公祠位於包公幼年讀書處的香花墩上，是全國各地祭祀包拯的專祠中存續時間最長的，也是海內外包公祠的“祖庭”。包公後人多次集聚合肥，在包公墓拜祭和懷念先人。也有一些來自西方國家的包公愛好者來合肥參觀考察。在文化傳播與交流日益便捷和頻繁的今天，包公文化正在超越時空和國界的限制，走向世界，成為中華文化的一個獨特的精神標識，為越來越多的海外民眾所認同和喜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