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張隆溪認為不要過分強調
東西方文化「異」而忽略了「同」
    【中新社北京8月1日電】（作者 陶思遠）1948年，中國著名作家錢鍾書在《談藝錄》序中寫下這樣一句話：“東海西海，心理攸同。”那一年，後來成為北京大學燕京學堂礪德講席教授、歐洲科學院外籍院士、國際比較文學學會榮譽主席的張隆溪剛剛出生不久。多年後，張隆溪成了錢鍾書的得意門生，並與之相交甚篤。今天的他，早已是享譽國際的學者，每每談起西方文化以及西方漢學時，仍常以錢鍾書的這句話開頭。
    “中西方文化在語言、歷史、社會等不同維度皆呈現出不同風貌，但也在很多方面展現了相同和相通之處。我非常反對將中西方文化對立起來。”張隆溪此前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時一再強調。
    漢學開端于西方世界與中國的頻繁接觸
    回顧西方漢學的發展脈絡，張隆溪指出，最初的西方漢學是在當時的西方文化背景中產生的，而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西方思想界是仰望中國文化的。
    十七、十八世紀，西方開始與中國頻繁接觸，這也是漢學形成的開端。最早接觸中國的漢學家大多有傳教士背景，他們留下了許多信件，向西方介紹中國社會和文化，也將大量中國經典翻譯成不同語言，在歐洲產生了很大影響。而當時的歐洲剛剛經歷十五、十六世紀的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啟蒙思想家們最大的目標就是擺脫宗教陰影，帶領社會走向世俗化。從利瑪竇到張誠、白晉，當這些傳教士們把他們眼中的中國介紹到歐洲後，給歐洲思想界帶來了極大的衝擊。
    “萊布尼茨、伏爾泰都沒有到過中國，但他們從傳教士的筆下瞭解到，在遙遠的、此前根本不知道的東方，有個國家的社會管理非常完善，卻沒有教會。他們因此認為，中國已經實現了政教分離，成為符合理性的世俗化國家。”張隆溪說，於是有大批學者開始將目光投向中國。
    敬仰中國文化的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曾對歐洲與中國的交流抱有極高的期待。十七世紀末，他在《中國近事》的序言中難掩激動地說：“人類最偉大的文明與最高雅的文化，今天終於匯集在了我們大陸的兩端，即歐洲和位於地球另一端的——如同‘東方歐洲’的Tschina（當時‘中國’的讀音）……”
    此外，令西方嚮往的還有中國的科舉制度，任何人都可以通過讀書和知識實現社會地位的提高，這種制度對當時歐洲社會來說非常超前且有吸引力，因為當時歐洲還是貴族世襲制度，平民階層社會地位較低。張隆溪坦言，那時候的中國社會是西方的“理想”。
    所以西方非常努力地吸收中國社會制度的優勢。在現代性的建立過程中，政教分離的觀念、社會流動的觀念、通過知識實現向精英階層轉化的觀念，西方都是從中國看到的。“可以說，十七、十八世紀中國在歐洲的形象非常正面，和十九世紀鴉片戰爭前後的中國形象截然不同，甚至是相反的。”
    “Sinology”因何轉向“China Studies”？
    早期漢學家無法脫離傳教士背景，因此早期漢學成果往往被禁錮在宗教視角之下。那麼，西方漢學研究是何時從方向上發生了變化？張隆溪認為，應該是二十世紀以後。彼時西方已經 實現了政教分離、轉向世俗化社會，科學飛速發展，各學科離宗教生態越來越遠，包括漢學。自那時起，漢學家們開始脫離宗教背景，更側重於從漢語語言或漢語文本入手研究中國。
    也是從那時開始，漢學家們逐漸重視起語言訓練。“二十世紀的漢學家們大多熟悉中國古文，並認真研究中國古代典籍。”張隆溪說。
    時間回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冷戰背景下，“Area Studies”（區域研究）興起，大批學者轉而聚焦“當代”，中國當代社會研究成為西方區域研究的重要目標之一，張隆溪表示， “Sinology”由此向“China Studies”轉變。“‘漢學’這個詞彙也在此時發生變化。歐洲直到現在也沒覺得‘Sinology’有何不妥，美國則很少用了，傾向于稱為‘China  Studies’或者是‘Chinese Studies’。”
    總有大批學者不斷強調“不同”
    張隆溪觀察到，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礙于西方世界對中國的看法發生改變，漢學研究中出現了一些“有趣”的現象。
    比如，美國已故著名漢學家史景遷認為，法國人有一個把中國視為與西方“絕對不同”之異國的傳統。目前仍有不少法國學者在不停地探討中國與希臘如何不同，因為希臘在他們看來 是西方文化的根源。
    張隆溪還提到另一位法國著名漢學家于連（Francois Jullien，又譯作余蓮或弗朗索瓦•朱利安），他在其著作《迂迴與進入》中把中國傳統視為重新思考古希臘傳統的對比參照物。
于連的目的是“回看自己”。他視漢學為“迂迴”認識歐洲的新工具，是歐洲哲學的對照體。
    自十九世紀開始到今天，西方學界形成了一個傳統，即有一大批學者，包括漢學家，都在不斷強調中西方的文化差異，“不光是法國人，美國人也是一樣”。
    不要過分強調“異”而忽略了“同”
    說到此，張隆溪回憶起與美國當代漢學界知名學者宇文所安的交往對話。
    “我和他經常有一些關於文學的辯論。他是中國詩歌的愛好者。但他覺得中國詩歌都是寫實的，而西方詩歌則是虛擬的，或者說是比喻性的。”張隆溪稱，宇文所安特意在其著作中對比了兩首詩，一首是杜甫《旅夜書懷》中的“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另一首是英國詩人威廉•華茲華斯的《威斯敏斯特橋上》，後者描寫了站在泰晤士河橋上俯瞰倫敦城市的景象。宇文所安認為，華茲華斯這首詩和他是否身在倫敦並無關係，因為其筆下提到的意象皆是比喻性的、象徵性的。但杜甫描寫的則是他站在水邊看到的真實風景。
    “然後我就反駁他說，杜甫這首詩的最後一句是‘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難道是杜甫變成了一隻鳥嗎？”張隆溪笑著說，“中國的詩歌裡一樣有很多比喻的、象徵的、抽象的意象……西方對中國的部分看法是令人哭笑不得的”。“因此，中西方文化從始至終都並非絕對對立”。張隆溪直言，一方面，“對立”不符合兩個文化本身的實際情況。另一方面，眼下中國和西方的關係非常微妙。正如錢鍾書所言，“心理攸同”，溝通不同文化、增加相互理解是時代所需。“我們這些比較學者、包括漢學家們能做的，對國際政治是有貢獻的。也許這些工作傾向學術，但它其實和政治、社會以及我們的生活環境有直接關係”，張隆溪說。
    張隆溪強調，我們既要看到文化之間的不同，也要看到彼此的相同，“文化的各個側面都要瞭解清楚才好。不要過分強調‘異’，而忽略了‘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