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共同體」思想對全球
新秩序構建有何現實意義
    【中新社濟南7月10日電】（作者 陳曉霞】尼山世界儒學中心孟子研究院院長、研究員
    “共同體”是客觀存在的社會群體泛稱，是關乎群己利益的政治聯合體。“人禽之辨”“義利之辨”“王霸之辨”共同構成孟子“共同體”思想中最重要的辯證關係，著力調和“人與物”“己與群”“群與群”之間的三重利益，對當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極具普遍價值和借鑒意義。
    西方“共同體”最早可追溯到柏拉圖的“理想國”和亞裡士多德的“城邦共同體”。
   而東方則可追溯到《尚書•堯典》，始於堯舜立“人倫”，成型於周公作“周禮”，孔子繼承周公思想創立儒學，延及戰國，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以儒家道統傳承為己任，立 志賦予“周禮”新的生命力，創立了以“人禽之辨”“義利之辨”“王霸之辨”三重辯證關係為核心內容的“共同體”思想。基於人類命運共同體視域的現實考察，其現實意義在於：“人禽之辨”顯示，通過“共情”，人類可以跨越種族、膚色、國界、意識形態等，建立起彼此間的情感呼應和人性訴求；“義利之辨”則說明，個體、群體與他者之間可以實現“共贏”，達到利益均衡與協調；“王霸之辨”則強調，在多元世界的政治衝突中，各國應將“王道”視作最高理想，立足構建和諧穩固的雙邊及多邊關係，以期實現人類社會“共存共榮”。
    “人禽之辨”體現共同體的人性根基
    首先，孟子認為，人和禽獸之間的差別，在於人具有仁義禮智等“善端”，且“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而禽獸則不具有。一個人若失掉了內在的倫理德性，就不能歸之為人，而祗能被視作禽獸。個體生命需要通過體悟、反身等工夫，不斷存養“善端”，牽引並呈現內在的仁義德性，實現“小體”和“大體”的分野。
    其次，由“聖人與我同類”，做出了“人皆可以為堯舜”的價值宣言。孟子以“仁者愛人”的理念，打消人們視凡人與聖人不同類的疑慮。在孟子看來，凡、聖之間的共性體現在人類天生所持有的口耳目鼻之欲，但卻不能將之視為根本屬性。個體生命應將德性當作“性”，而不是把“聖人與我同類”的“類性”（生物本能）當作“性”。個體生命完全可以將“口耳目鼻之性”轉化為“仁義禮智之性”，而這種轉變依賴的是“同然之心”。孟學本質為心學範疇，“人禽之辨”的精髓與核心是“性善”，突出了君子的“仁愛之心”。
    在人類命運共同體視域下，從“聖人與我同類”到“人皆可以為堯舜”，打破了信仰、階級、種族、宗教、意識形態、國界等狹隘的壁壘，在人性和人格上實現了人類終極意義上的平等。通過共情和心理呼應，凸顯了人內在的惻隱之心，使建立一個充滿人文關懷的共同體成為人類一致的追求。
    中華民族作為全人類共同體中的一部分，對世界各國面臨的全球性發展問題不可能也不會不關切。一方面，中國政府要通過“內循環”，改善民生，為全體公民的道德實現提供可能，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另一方面，要推己及人，加強“外循環”，積極承擔地區責任，維護世界和平，為實現全人類共同體福祉作出積極貢獻。
    “義利之辨”蘊涵共同體的實踐準則
     “義利之辨”不僅在倫理學上是古今中外所討論的基本問題，更貫穿於人類共同體的普遍實踐之中，它集中回答了個體與社群、個人與他者、內在德性與外在價值等諸多問題。西方的“義利之辨”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臘德謨克利特的“感性幸福論”和伊壁鳩魯的“幸福主義”，而中國先秦儒家的“義利之辨”則發端於孔子，由孟子發展為共同體的實踐準則，形成了中華民族“重義輕利”的價值傳統。
    在共同體中，孟子的“義利之辨”，追求“義利合一”“見利思義”“捨生取義”，以期實現群己和諧、家庭和諧、社會和諧。首先，既反對功利，要格君心之非，又倡言“仁政”，要“民利而不庸”。孟子將社會動亂的根源歸於世人的功利之心，功利之心引出爭奪之心，各國為爭奪土地、資源、人民而不惜發動戰爭，強調“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民惟邦 本，本固邦寧。”其次，要遵守道德底線與社會準則，堅持“非義不取”下的“因義得利”。
    “義利之辨”是儒家學說的核心內容之一，孟子“義利之辨”蘊涵著共同體的實踐準則，指向了“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眼前利益與長遠發展”“局部利益與整體和諧”等不同分野，彰顯了中華民族重視道義的優良政治傳統。
    西方國家強調“沒有永遠的朋友，僅有永遠的利益”，則屬於一種資本至上的功利主義。“義利之辨”追求的是個體、群體與他者之間的“共贏”，以實現國家之間乃至全體人類的利益均衡與協調，而不提倡“民族主義”和“單邊主義”。因此，中國的外交工作一直堅持“多予少取、先予後取、祗予不取”，絕不以犧牲別國利益為代價，絕不做損人利己、以鄰為壑的事情。由此，“義利之辨”既彰顯了中國外交政策的傳統文化底色，又呼應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在要義。
    “王霸之辨”彰顯共同體的終極目標
    孟子的“王霸之辨”首次加入了價值判斷，將“王道”視作共同體的終極目標。首先，從“王霸異質”到“尊王抑霸”。“王霸異質”是孟子“王霸之辨”思想的前提。
   王道，以德為先，由仁義行，不關乎國土之大小，兵力之強弱；霸道，以力為憑，假藉仁義之名而行，需要一定的國力和兵力作為支撐。孟子認為王道可取，而與此相對應的是，霸道以力服人，肯定避免不了殺戮和流血，所以孟子極力貶斥和否定。
    其次，從“王霸同情”到“王霸同歸”。孟子“尊王抑霸”並未完全否定霸道的價值，祗是在王道與霸道的優先位上，強調王道要優先於霸道。孟子的“王霸之辨”視“王道”為最高理想，由此確定了共同體的終極目標，但在現實政治語境下，孟子給“霸道”留足了言說空間。孟子反對不義戰爭，但又推崇王者之師，認為“王者無敵”。具體到人類命運共同體視域下，“王霸之辨”的基本前提應是警鐘長鳴，戰備不息。
    中國近代百年的歷史沉浮，給國人留下的深刻教訓是：弱國無外交，卑躬屈膝以求國際和平，祗能淪為魚肉，任人宰割；唯有自強不息，整軍備戰，方能止戈息武，贏得世人的尊重。中華民族始終追求“王道”，一貫主張自強而不圖霸，這與西方文化中的“鬥爭哲學”有很大不同。
    藉助“王霸之辨”，孟子視王道為最高追求，不僅蘊含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方向，為全球公正合理新秩序的重建與中國的政治轉型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資源，更為新時代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提供了人文智慧。隨著中國的和平崛起，以及全球國際政治勢力的消長，中國政府一直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承擔越來越多的國際責任和義務，以期在中國發展和全球共同體利益之間尋求一種新的平衡。
    美國學者亨廷頓認為，在這個新的世界裡，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險的衝突不是社會階級之間、富人和窮人之間，或其他以經濟來劃分的集團之間的衝突，而是屬於不同文化實體的人民之間的衝突。在此，雖不能排除他對西方價值的迴護，但同樣昭示著全球領域內容多元文化衝突的不可避免。可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中華文化與不同文明開展對話，正視挑戰並回應衝突。孟子“共同體”思想中三重辯證關係著意解決了“人與物”“己與群”“群與群”之間的緊張，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普遍的人文關懷與仁愛理念，既為個體與群體的價值共同實現設定了終極目標，又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提供了重要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