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歐洲文化遺產要互鑒交流
     【中新社北京6月21日電】（作者 淩雲）日前，以中國學與歐洲的中國觀為主題，“中國學的世界對話•比利時論壇”揭幕。從漢學到中國學研究，歐洲有著深厚的土壤，如今正呈現出新氣象。
    如何從歷史中認識歐洲的“中國觀”？怎樣尋求中國和歐洲共同的文化遺產？北京語言大學特聘教授、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張西平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在他看來，公元1500年至1800年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不僅留下了“西學東漸”的佳話，也留下了“中學西傳”的史篇，思考歐洲的“中國觀”，需從歷史長河中尋求啟示。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對1500年-1800年的中歐文化交流史有著深入研究。當我們思考歐洲的中國觀時，為何繞不開這段歷史？
    張西平：1688年法國出版的首部《論語導讀》法文版原著，被中法兩國領導人視為珍貴的國禮。這部《論語導讀》是中歐文明交流的“見證”，它的背後，是彼此對這段歷史的珍視。
歐洲18世紀“中國熱”，以及1500年-1800年中西文明的相遇，是世界文明史上具有標誌性意義的節段。透過對這一段歷史的思考，我們得以從長時段的全球史，重新認識中西文化關係。
    這是中歐交往的“一見鍾情”時期，彼此在對方心中都非常美好。這一段歷史也是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人類邁入全球化進程”以來，文明相遇，沒有戰爭而平等交流的歷史。時至今日，如果說歐洲在處理中西文化關係上有著重要的遺產，那便是1500年-1800年時期雙方平等交流的歷史；那便是利瑪竇的“文化適應”思維，以及伏爾泰、萊布尼茨的文化多元觀等帶來的重要文化遺產。
    歷史如同浩渺的長河，祗有在長時段中才能顯現出本質。
    中新社記者：歐洲18世紀出現“中國熱”，歐洲啟蒙思想家們將遙遠的東方視為“理想”，這樣的說法是否準確？應該如何理解這種現象的產生原因？張西平：我們可以從社會經濟發展和國家治理等方面來探討。
    傳教士們將當時中國社會富足的風貌帶到了歐洲。雖然傳教士也報道了當時中國貧窮的一面，但總體而言他們對中國社會風貌和經濟發展進行介紹是正向的。他們眼中的中國富足，百姓生活安適。啟蒙思想家藉此自然看到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國土面積遼闊，經濟繁榮的國家景象。
    雖然有學者認為，傳教士美化了中國。但近些年，專家關於世界經濟史的研究內容，也從另一個角度，印證了傳教士對當時中國社會經濟的描述總體符合事實。
    另外，傳教士們所述的見聞，在當時也在國家管理和治理制度方面，為啟蒙思想家提供思路：包括伏爾泰在內的很多啟蒙思想家主張君主制，希望皇權成為與教會相抗衡的力量；利瑪竇詳細介紹了科舉制度，同時漢學著作中，對這一國家管理人才的選拔方式，也幾乎都是給予積極肯定的。
    中新社記者：儒家思想是否對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們產生重要影響？究竟是什麼內容打動啟蒙運動思想家？
    張西平：中國的歷史觀和哲學成為打動啟蒙運動思想家的重要內容。
    一方面，十七世紀，意大利傳教士所著的編年體歷史著作《中國上古史》出版，在歐洲引起了廣泛反響；比利時傳教士柏應理在《中國哲學家孔夫子》一書附上的中國歷史年錶……這些都向歐洲展示了一個不同于《聖經》神學史觀的歷史編年，對啟蒙思想家產生了重要影響。中國的自然歷史觀，衝擊了歐洲的宗教歷史觀，為西方走出中世紀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另一方面，儒家的非宗教性給歐洲提供了一個人離開神以後可以安頓靈魂的榜樣。儒家思想主導著中國社會，核心是教導人何以成為人，強調人不是神的附庸。儒家的思想引起啟蒙思想家們關注，為他們提供了有力的自然神論的現實版。
    伏爾泰吸收了孔子思想中的很多重要觀點。伏爾泰談到孔子時說：“他不是先知，他不自稱得到神的啟示，他所得到的啟示就是經常注意抑制情欲；他祗是作為賢者立言，因此中國人祗把他視為聖人。”而不是把他當作神。
    孔子教導人掌握理性，認識自然，人離開神後，可以安頓自己的靈魂，將修身而成為君子作為人生的目標，這自然會受到正尋求走出中世紀神學，倡導自然神學與世俗化生活的啟蒙思想家青睞，引起他們的思想共鳴。
    中新社記者：如何理解以儒家為代表的中華文化的現代價值和意義？
    張西平：歐洲“中國熱”和啟蒙思想家的這段歷史，提供給我們一個重新審視中國文化的角度。
    歐洲的“中國熱”持續百年，直至1798年以後幾乎完全消失，之後的中國經歷槍炮與戰爭……走過歷史的長河。當我們以新的姿態重新成為世界舞台中心的一員，就不僅需要重新認識歐洲乃至世界，更需要重新認識自己的歷史與文化。在這個過程中，無法迴避的是，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在我們精神世界所佔的位置。
    從學習中國，視為榜樣再到批判或忽視中國，西方的中國觀不斷變化。我們希望從歷史中汲取智慧，重新認識中國。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在世俗生活中教導“人何以成人”，強調“仁愛”“孝道”“禮儀”“忠誠”這些世俗社會必須堅持的觀念，使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獲得價值與意義。
    儒家既不是有神論也不是無神論，而是以解決世俗生活問題為核心的理論，或者可以稱為遠神論。這一特點決定了儒家的包容性，“和而不同”造就了中國文化包容性的特質，它沒有一神論崇拜的排他性。由此，形成了中華文化的和平性，中國是世界歷史上唯一沒有宗教戰爭的國家。也由此，促成了中華的連續性。
    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思想，深邃的哲學體系和獨特的價值觀念，不僅在中國歷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也為全球化的今天，提供了一個不同文明平等相處的理論與路徑。
    歐洲文明作為一個偉大的文明，就在於它不斷向其他文明學習，希臘文明曾向埃及文明學習，文藝復興曾向阿拉伯文明學習，啟蒙運動向中華文明學習，因此，歐洲才一步步走向強大。但19世紀以後的西方開始以武力和殖民的形式來統治世界，並編造了唯我獨尊的“西方中心主義”神話。
    在全球化的今天，要走出“西方中心主義”，需要我們更加珍視18世紀以及此前一段時間，中國與歐洲平等交流所留下的文明互鑒傳統，這也是中國和歐洲共同的文化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