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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報章2023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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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音樂中有「中國」的文化精髓
    【中新社莫斯科12月11日電】(作者 左貞觀 俄羅斯功勛藝術家、俄羅斯愛樂樂團團長)英國詩人吉蔔林曾說,“東方就是東方,西方就是西方,雙方永遠不會交匯。”但是,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還是面對面走近了,對話了。這其中,音樂發揮很大作用。
    從18世紀開始,東方國家(如中國、日本及阿拉伯國家等)的文化就吸引了西方作家、哲學家、建築師、美術家、作曲家的關注。他們從好奇到感興趣,從交流到研究,一直到在兩種文化土壤上創造出一種新的、匯合了兩種文化的結晶,使世界文明增添新的視角、新的價值觀和審美觀,從而世界變得更加豐富多彩。
    作為中國的鄰國,中國文化一向受到俄羅斯文化精英們的關注。普希金在與曾在中國傳教的比丘林交往過程中,萌生了去中國旅行的願望;托爾斯泰晚年對中國哲學深感興趣。在19世紀,俄國音樂領域就出現了一些同中國有關的作品,最著名的就是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劇《胡桃夾子》中的《中國舞》(或稱《茶》)。但很少有人知道,早在1859年,俄國作曲家居伊就曾寫過歌劇《滿大人的兒子》,該劇風格接近于法國的輕歌劇。但除了人物的名字和服飾以外,其實同現實中的中國很少有共同點。同樣,在欣賞柴可夫斯基的《中國舞》時,我們也感覺不到這與中國、中國音樂有什麼關係。
    20世紀初,西方作曲家開始關注中國音樂的民俗性,以及旋律、節奏、調性、調式等。在20世紀頭25年,歐洲湧現不少具有中國元素的偉大音樂作品。現在很難想象,在世界音樂文化遺產中,沒有馬勒的交響曲《大地之歌》、普契尼的歌劇《圖蘭朵》、斯特拉文斯基的歌劇《夜鶯》、巴托克的芭蕾舞劇《神奇的滿大人》,以及其他西方作曲家創作的同中國題材或中國形象有關的音樂作品。沒有它們,人類的音樂文化寶庫會失去很多光彩。
    十月革命的成功,對中國產生深刻影響。蘇聯開始關注和同情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當時對中國革命運動報道很多,也促使在蘇聯出現了一系列同中國有關的音樂作品。其中首推作曲大師謝爾蓋•瓦西連科的作品,他的第一號、第二號《中國組曲》和《中國民歌曲調組曲》等作品是在原始的中國民間曲調基礎上創作的。在曲調完全是中國傳統的五聲音階的基礎上,運用了西方音樂的和聲、多種複調等手法,但作品又繼承了19世紀俄羅斯音樂的傳統。音樂學家日托米爾斯基把這類作品(如里姆斯基•科薩科夫的《天方夜譚》、鮑羅丁的《在中亞西亞草原上》等)稱作“異國風味的浪漫主義”作品。
    1927年,在莫斯科大劇院舞台上出現了蘇聯著名作曲家萊因霍爾德•格里埃爾的芭蕾舞劇《紅罌粟花》。作為蘇聯第一部現代原創芭蕾舞劇,它完全推翻了原來經典芭蕾舞劇的慣用題材,而且還加入了意想不到的“中國元素”。
    在該劇中,作曲家編入符合時代特徵的狐步舞和查爾斯登等舞,但在劇中占有主要地位的是十多個具有中國元素的舞蹈,如“金手指舞”“桃花獨舞”“傘舞”“碗舞”“紅綢帶舞”“苦力工舞”等,大大增強了芭蕾舞劇的可看性,使之更加豐富多彩。該劇在莫斯科大劇院首演後的四年裡,連續上演300多場,取得空前成功。緊跟著莫斯科的腳步,列寧格勒基洛夫歌劇和芭蕾舞劇院(現聖彼得堡馬林斯基劇院),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市歌劇芭蕾舞劇院(即葉卡捷琳堡國家歌劇芭蕾舞劇院,現名烏拉爾歌劇芭蕾舞劇院)等著名劇院也編排了《紅罌粟花》。該劇在美國和歐洲幾個國家的上演也受到熱烈歡迎。
    俄羅斯至今對該芭蕾舞劇的興趣不減。近年來,在西伯利亞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市、羅斯托夫市又上演了這部芭蕾舞劇的新版本(第四版)。有俄羅斯媒體報道稱,馬林斯基劇院也準備讓該劇重返舞台。
    在這一時期,在中國生活和工作的俄僑作曲家阿甫夏洛穆夫、亞歷山大•齊爾品創作了一系列“中國作品”,從而與中國音樂文化結下了深厚淵源。他們不僅創作了大量的中國題材和中國形象的作品,還極大地影響了中國的音樂創作,以自己在中國傳統音樂和西方音樂的融合道路上取得的經驗,為中國作曲家提供了有益啟迪。得益於對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的深刻理解,這兩位作曲家完全擺脫了“異國風情”或“西歐浪漫主義”的影響,寫出了具有中國文化精髓的音樂作品。阿甫夏洛穆夫在中國創作的大部分作品,包括交響樂、歌劇、芭蕾舞劇等,都可以認為是真正的“中國作品”。他完全有資格被稱為“中國作曲家”。齊爾品的一百多部作品中有十幾個同中國相關。他的第三交響曲被稱為“中國交響曲”,儘管其出版的總譜和CD上並未被命名為《中國》。
    20世紀50年代,蘇聯翻譯出版了中國古典文學四大名著和一系列中國古代哲學名著,也有介紹中國音樂的著作如《中國音樂文化》《作曲家冼星海》等,而最受蘇聯讀者喜愛的則是唐詩。李白、杜甫、王維等名字在蘇聯早已不陌生了——其實還在沙俄時期就出現了中國古典詩詞的俄譯本,唐詩宋詞作者的名字即廣為流傳。1957年,蘇聯出版了四卷本的《中國詩歌集》。1962年,為紀念杜甫誕辰1250年,蘇聯出版了由吉多維奇翻譯的杜甫詩集,共收錄140首。
    長期以來,這些大量具有高度藝術水平俄譯版本的中國詩詞,給俄羅斯讀者打開了一個全新的精神世界,也大大推動了俄羅斯作曲家以中國詩詞譜寫音樂作品的意願,並出現了大量相關的聲樂作品。
    格奧爾基•斯維里多夫的《行者之歌》,以王維、裴迪、白居易、賀知章等詩人的詩譜寫。作曲家沒有用中國音樂元素來“裝飾”作品,而完全以自己對中國詩詞的直覺與靈感來創作。
愛迪生•傑尼索夫在莫斯科音樂學院求學時期,即以白居易的詩創作了聲樂作品集《夜曲》。他愛上中國古典詩詞的原因可以代表眾多俄羅斯作曲家,即中國古典詩詞給人新穎的感受:他可以作為一個平淡的旁觀者,用帶有詩意的眼光來觀察世界和大自然,來聆聽大自然的聲音。換言之,作曲家能體會到中國傳統哲學思想中“天人合一”的理念,感悟到中國人對於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的關係的認識。
    尼•西傑爾尼科夫認為,杜甫的詩是超時代的,一千多年前寫的詩在當今也會引起共鳴感。他創作的合唱曲集《四川悲歌》沒有在音樂中刻意添加中國元素,而更多的能體會到俄羅斯合唱音樂傳統。他在作品寫作說明裡寫道,“為什麼我用杜甫的詩創作《四川悲歌》?因為他的詩作擁有屬於全人類的深沉內涵。杜甫足與米開朗基羅、莎士比亞媲美,是屬於世界各個時代、各族人民的。”
    近年來,隨著中俄兩國文化交流越來越頻繁,俄羅斯民眾對中國文化的興趣持續增長。聖彼得堡作曲家維•普列沙克創作的交響曲《絲綢之路》即證明了這一點。其創作靈感來自作曲家曾參觀的敦煌莫高窟。該交響曲共9個樂章,長達70分鐘。
   作品裡運用了琵琶、二胡和笙等中國樂器。2018年,在第三屆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期間首演了普列沙克的這部作品。兩國藝術家的精誠合作詮釋了中外文化互鑒交融的深遠內涵。
    與此同時,俄羅斯文化形象也頻繁出現在中國作曲家的創作中,比如中國國家大劇院原創歌劇《這裡的黎明靜悄悄》,哈爾濱歌劇院創排的音樂劇《情動哈爾濱》等。筆者相信,在這個時代,文化的相互交流將在中俄兩國作曲家創作中呈現出更加積極的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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