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侯孝賢不會被影迷忘記
    【中新社北京11月18日電】《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徐鵬遠）2015年5月的第68屆戛納電影節，電影《刺客聶隱娘》拿下最佳導演獎。當評審團主席科恩兄弟揭曉這一結果時，侯孝賢表現得非常平靜，他緩步走上台，語氣平和地說：“以前（在戛納）得過一個獎，但忘了是什麼了。”全場響起一陣笑聲，人們把這句話理解為了一種幽默。
    八年之後回望這一幕，恐怕不會有人笑得出來了。2023年10月23日，英國權威影評人Tony Rayns在一場放映會上透露，導演侯孝賢已經息影退休。兩天后，這個消息得到確切證實，在一份公開聲明中，家屬宣佈侯孝賢確診為阿爾茲海默症，完全回歸家庭生活，安心休養。後知後覺中，當初榮耀時刻的那句話疑似一抹伏筆。侯孝賢在一個採訪中還說，希望自己未來可以“拍拍拍拍拍，然後頭一勾，死在片場”。這是一個浪漫、豪邁又圓滿的願望。
    江湖底色
    2020年第57屆金馬獎將終身成就獎授予侯孝賢，在這場幾乎是他近幾年來最後一次露面的盛典上，為其獻上榮譽的是一支16人組成的頒獎團。
    這個頒獎團裡的每一個人單拎出來都是影壇乃至電影史上光彩閃耀的名字，而當他們匯聚在一起時，便祗剩下了一個共同的名字——侯孝賢的合作者。
    知名導演通常都會有自己慣用的班底，但如侯孝賢團隊這樣穩定而持久的卻也不算多見，甚至作為頒獎團代表的攝影師李屏賓說，他們這些人和侯孝賢的關係就像是兒子與父親。如此堅 定的追隨，已不僅僅源於志同道合，更來自侯孝賢頗具江湖風範的義氣感召。學者戴錦華曾說過，侯孝賢是一個通身豪氣的大哥。
    這是自幼培育出來的習氣。侯孝賢是家裡的老三，上面有一個姐姐和一個天生體弱的哥哥，父親也有肺病，於是從小野蠻生長。加之他所生活的台灣南部小鎮鳳山，混雜著鄉土民間的生猛與離亂時代的動蕩，久而久之便浸潤出一個打架、賭博“無惡不作”的壞小子。
    “假使我沒有干電影的話，我一定是一個大流氓。”回憶起暴戾的年少歲月，侯孝賢後來也曾如此感嘆過。不過當初的荒唐，並非全然出自青春的躁動，也是根植在家庭與時代創痛之上的苦果：“我一直在往外跑，其實知道（家裡）有一種無法靠近的悲傷。”
    原本，侯孝賢應該是廣東梅縣人，1947年出生。在他出生40天的時候，時任縣教育局長的父親帶學生到廣州參加省運會，偶遇了從前在中山大學讀書期間的校友，對方即將赴台中當市長，便邀請他擔任市府的主任秘書。父親去台灣轉了一圈，覺得不錯，就託人把全家接了過去。起初祗是打算暫居幾年，孰料沒多久風雲突變，來時的路再也回不去了。
    父親在侯孝賢12歲的時候最先撒手辭世，然後是母親，再然後是祖母。19歲那一年，已孑然一身的侯孝賢入伍當兵，終於離開這個悲傷籠罩的家，跑出了鳳山，跑去了更遠的地方，跑到了另一段人生的起點。
    雛形初現
    當兵期間的一次放假，侯孝賢看了一部英國電影《十字路口》，感動之餘在日記上寫下：要花十年時間進入電影行業。
    退伍之後，侯孝賢去了台北，一面在通用電子公司當裝配員，一面準備考大學，志願填了五個，都是電影相關，最後順利地被第一志願的藝專影劇科錄取。三年藝專讀完，通過學校老師介紹，正式踏入電影圈。
    最初的幾年裡，侯孝賢在不同的劇組擔任了場記、編劇、副導、製片各種角色，每一項都很快上手，完成得也很好。藝專其實沒教過他什麼，大部分課程都是戲劇、化妝、表演之類內容，除天賦使然，當真找不出別的解釋。
    70年代的台灣銀幕是“三廳電影”（指客廳、飯廳、咖啡廳）的天下，以瓊瑤作品為代表的成人童話征服了一批又一批年輕男女。因此，初執導筒的侯孝賢順理成章推出的也是愛情喜劇。
    但也有一些個性色彩的東西開始露頭。比如他有意嘗試同期聲和非職業演員，喜歡捕捉臨場感覺和氣氛，或者乾脆讓演員即興創作對話，再比如日後獨樹一幟的長鏡頭也雛形初現：《就是溜溜的她》和《在那河畔青草青》的平均鏡頭長度是11.3秒，遠遠超過了當時普遍的影像節奏，《風兒踢踏踩》則達到12.7秒，其中一幕田野的畫面甚至足足有兩分鐘。
    後來與侯孝賢合作了多部影片的詹宏志認為，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侯孝賢的作品成為日後台灣新電影的源頭之一。
    找到角度
    1982年之後，中國台灣電影舊有的市場、體制模式逐漸顯現出了失效之勢，整個社會也在期待和呼喚新的文化潮流。恰巧此時，一批留洋歸來的年輕人，帶回了更加開闊的視野和更前沿的理念，一場台灣電影的革新運動開始醞釀、爆發。
    在這場運動中，侯孝賢比起同輩，擁有更多的實踐經驗，也依靠直覺完成了一些開創的嘗試；但在知識層面上，他又遠不及那些留學生，其他人聚在一起高談闊論時，他經常聽得瞠目結舌：“聽他們講，我才知道有德國新浪潮、法國新電影。”
    不過變化也從碰撞中悄然生長出來。他開始用自己作為素材，講述更為真實的本土故事。1983年，侯孝賢開始籌備《風櫃來的人》，將自己的成長中許多張皇和迷惘搬上銀幕。從編劇到上映，這部電影祗用了兩個月時間，保持了此前一貫的拍片速度，祗是這一次，他迎來了從未有過的困擾：“以前拍電影很簡單，從來不管什麼形式，後來跟那些從國外回來的聊了以後，變得不會拍了。你可能有內容，但你的形式是什麼？”
    拍攝期間，朱天文送給侯孝賢一本《從文自傳》。她想藉此鼓勵侯孝賢，侯孝賢卻從中發現了叙事的角度：“他是以一種非常冷靜、遠距離的角度在觀看。那些人的生生死死在他的文字裡是很正常的事，都是陽光底下的事。”
    好似醍醐灌頂一般，他立即對攝影說：“退後，鏡頭遠一點，再遠一點。”於是，鏡頭裡的海邊小鎮和繁華都市瞬間變得開闊完整，四個男孩的青春也隨之鮮活起來。侯孝賢找到了屬於他的電影視角，也找到了他的焦點所在：“從《風櫃》下來，我一直沒變，我想我的興趣還是針對人的。人在不同的時間、空間、狀態，人的存在，對我來說是最有趣的，尤其是複雜的人際關係，我的片子裡面大都是探討人。”
    《風櫃來的人》之後，侯孝賢又連續推出了《鼕鼕的假期》《童年往事》《戀戀風塵》，這三部作品仿佛編織成了一册“青春紀念簿”，既珍藏了一代人的記憶，也封存了一段逐漸遠去的時光，更夯實了侯孝賢在電影世界裡如簽名般醒目的藝術風格。
    向更遠處追尋
    在侯孝賢讀過的文學作品中，陳映真的小說是他的心愛之一。他動過改編的念頭，還約了陳映真商談，結果被陳映真勸住。1987年之前的台灣，陳映真以及他所書寫的那些血淚故事均屬於禁忌。
    其實拍《戀戀風塵》以前，侯孝賢就在琢磨，個體的當代經驗已經呈現許多，他想向更遠的過去追尋，展現更為宏闊的圖景。剛好一個大時代裡的偶像愛情項目找到他，他索性就藉題發揮，交給了吳念真執筆。沒承想大綱枝蔓不斷拉扯，隱隱一門大戶呼之欲出，等到他拍完《尼羅河女兒》回來，故事已擴展成了劇集的體量，剛好社會變得鬆動，於是順勢廢掉原本計劃，認真地講述一段悲情歲月。
   “新”的《悲情城市》設定在了1945年到1949年的背景之中，一家人的命運圍繞著“二二八”前後跌宕沉浮。這是侯孝賢到那時為止最龐大也最複雜的一部作品，在翻閱了彼時有限的 資料，經歷了緩慢的劇本寫作後，電影于1988年11月底在台北金瓜石一處老式理髮屋開機。又一年後，電影在威尼斯電影節摘得最佳影片，侯孝賢成為了首位獲此殊榮的中國導演，而後電影上映，票房打破台灣院線紀錄。
    今年，當第13屆北京國際電影節展映4K修復版的《悲情城市》時，票6秒鐘內告罄，傳說二手平台上的黃牛更是將價格炒到了8000元（人民幣）。
   時隔三十四年，這部舊作在海峽對岸依然能引發如此熱情，已足見其魅力歷久而彌新。
    在《悲情城市》後，侯孝賢繼續著他的歷史探索，分別于1993年和1995年推出《戲夢人生》與《好男好女》。連同《悲情城市》，這三部作品後來被稱為侯孝賢的“台灣三部曲”。
而從1996年開始，侯孝賢再次以《南國再見，南國》《海上花》《千禧曼波》的“逃離”三部曲，呈現了有關世紀末的華麗與頽靡。而在作品之外，“逃離”似乎也發生侯孝賢身上    ——新千年後，他開始走出中國台灣，去日本拍攝了《咖啡時光》，在法國創作了《紅氣球的旅行》。等到《刺客聶隱娘》，不僅將創作視點蕩向了大唐，更首次與大陸合作出品，成為他從影近四十年來第一部在大陸正式上映的電影。
    就在《刺客聶隱娘》榮耀戛納不久，侯孝賢曾透露過他的下一部作品將回到現代。那是一個河神與宅男的故事，背後蘊藏著台北千百年的滄桑。祗是這些情節究竟會如何在侯孝賢那“遠一點，再遠一點”的鏡頭中具象為光影，永遠都不得而知了。因為其家屬發佈的那份聲明中，明確宣告：之前籌備中的《舒蘭河上》已無法繼續執行。
    在那份聲明中，侯孝賢的家人寫道：之前侯導籌備的電影《舒蘭河上》（尋找河神），無法繼續執行固然遺憾，但過往他的作品已獲得諸多的肯定，也留下許多經典的作品，相信在時間的洪流裡不但不會被遺忘，他對電影的態度、精神也一定會被影迷們留存下來。
    侯孝賢可能會漸漸忘記一切，但他不會被影迷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