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想要怎樣的人類文明？
    （續前）在文明前端八千多年的歷史中，雖然人類各文明是基本分離的，但卻有許多共同特徵，如對物質基礎的重視、對神靈的信仰、對武力的崇拜等。但到了德國思想家卡爾•雅斯貝爾斯所說的“軸心時代”（西元前500年前後同時出現在中國、西方和印度等地區的人類文化突破現象），隨著精神創造成為影響各大文明的主導價值，不同文明之間出現了明顯差異，如古希臘的混合政治和卓越中道、中國的聖賢政治和道德人文、中東的猶太教和基督教所帶來的一神教、印度本土的印度教和佛教等，也就有了東西方文明的明顯分野。到了近代，各文明形態大規模相遇，出現了相互碰撞和衝擊。由此可見，人類文明的全部歷史出現了“同—異—同”的分合過程。而這背後的動因，是一種“物質是基礎、價值是主導、政治是關鍵”的邏輯在起作用。
    人類文明的兩端有其“相通”的一面，如在主導價值上，都甚為注意人的控物能力的發展和社會物質生活的提升。近代以來，人類世界有一種從梁漱溟所說的“東西殊途”到後來“無問西東”的變化，即無論東方西方，民族國家大都以經濟發展為中心，以技術作為經濟的火車頭。尤其是中國改革開放數十年來經濟崛起的奇跡，就得益於這種主導價值的變化，以及中國人在幾千年裡形成的勤勞、節儉、重視教育和善於學習的德性。對民意的尊重使民間的“小傳統”翻轉成為社會的“大傳統”。
    但文明的兩端也有許多不同，最大的不同在於，物質追求在文明的開端主要作為一種基礎性建設，而在現代卻似乎成了主要或最高的追求。此外，我們也不能忽視文明的中段，各大文 明有了實踐自己價值追求的兩三千年歷史，形成了自己特殊的文化傳統。即使現代化的價值目標相同，實現這一目標的道路也是相當不同的。通往富強的道路並不是只有一條道路。
    在人類文明的歷史進程中，中華文明從很早就以其特有的大規模和連續性走出了一條自己的道路。作為人類文明史上最大的人口群體，它在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發展過程中一步也沒有缺位，甚至還曾處於世界領先地位。中國自三千年前開始的從“周文”到“漢制”的精神和政制演變，開闢了一條從“世襲社會”到“古代選舉社會”的穩定道路（詳可參見拙著《世襲社會》《選舉社會》）。
“文明”的全面內容
    現代文明創造了科技和經濟奇跡，但也帶來了隱憂，甚至讓人擔心：文明會不會以物質始而以物欲終？在為物質成就和物質生活改善欣喜之餘，我們也的確看到了物欲流行、功利滔滔，價值追求變得單一，精神生活變得貧乏，常常不將獲得的物質財富和它帶來的自由閒暇時間用於精神和藝術的發展。人本來是通過自己的精神和智慧才脫離動物界的，他卻又回到了僅為逐物的動物性追求。
    這種價值追求不僅讓人類無法體現自己特有精神價值，還帶來許多現實的危險和挑戰，如環境污染、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外部問題，人工智慧、基因工程所帶來的內部問題。人會不會被從根本上被改變乃至被替代？擁有了高科技能力和大規模殺人武器的戰爭陰影是否始終籠罩在人類頭頂？這也是我在《人類還有未來嗎》一書中憂慮的問題。
    人類大概到了一個亟需反省的時刻。而反省首先是提問，所以在《文明的兩端》一書中，我不斷向那些為技術的飛躍發展，以及自信這發展始終是對文明的促進而歡欣鼓舞的朋友提問：“是否要弄清‘文明’概念的全面含義？我們究竟想要怎樣的文明，是否只是物質的文明以及技術、經濟的不斷增長？人類脫離動物界難道只是想把對動物和外物的控制能力提高到極致？技術發展是否一定會促進整個文明的繁榮，會否帶來危機？處在文明歷史後端的人類前景和出路何在？我們如何走出韋伯所說的由物欲和控物能力共同打制的‘鐵籠’？如果說在文明的前端，古人幾乎不得不竭盡全力於物質能量的獲取以滿足生存和發展的基本需求，今人是否還有必要為控物能力和物質生活的不斷提升而竭盡全力？如此將帶來怎樣的危險？”
    我希望這些問題能引起人們的注意和警醒，從而能夠廣泛和深入地思考人類文明的方向，思考人類的價值追求體系，也思考我們的自控能力和規範體系，進而調整我們的行為和生活方式。（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