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人漢學家盧逸凡
對中國文化情感深厚
將中國古典文學搬上現代舞台
    【中新社北京8月8日電】（作者 田靜）今年以來，多項中法藝術交流項目在兩國舉行，參加了多場交流活動的法國人盧逸凡（Ivan Ruviditch）是助力中法藝術文化交流的踐行者。
    作為在上海生活了十多年的漢學家，盧逸凡對中國文化情感深厚，多年前對古典喜劇《趙盼兒風月救風塵》的改編，使他聲名鵲起，並獲得了2019年上海市政府頒發的“白玉蘭紀念獎”。
    盧逸凡近日在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時表示，中國古典文學在尋找大眾比較容易接受方式的同時，更應讓其文學性及文雅脫俗的內涵不打折扣。
    一次複雜而有趣的嘗試
    盧逸凡讀高中時就對古老的文明很感興趣，曾經想過成為一名考古學家，後來轉向研究中國古代哲學和文學。在法國南部的家鄉，他結識了許多中國留學生，對中國文化有了初步瞭解，後來前往法國普羅旺斯大學的中文系（中國學系）深造。“因為特別喜歡學中文和讀中國古代方面的書，就像一種愛好，學習很積極，考試一點也不緊張，成績自然都很不錯。”盧逸凡說。
    2018年，盧逸凡在上海與三位同樣喜愛文學的中國好友一起，將關漢卿的元雜劇《趙盼兒風月救風塵》改編成現代舞台劇。這一將中國古典文學與現代舞台藝術結合的大膽嘗試，受到觀眾一致好評。有評論稱：“原以為由外國人導演此劇最終會不中不西、不倫不類，結果卻大出所料，非常忠實於原著……將原本從書上祗能意會而無法切身感受到的情景演繹成一部古今交融，風趣幽默的喜劇，且劇中所表達的婚姻愛情觀於今亦有現實意義。”談及改編創作過程，盧逸凡坦言遇到不少挑戰。首先，把元雜劇劇本改成話劇劇本，除了元代的語言與現代漢語差異很大，更複雜的是元雜劇的結構與話劇非常不同，元雜劇情節有時變化很突然，而話劇一般不會隨意轉變，需要有遞進、轉折的過程。
    此外，話劇的表演形式比較現代，但演古裝戲不得不考慮風格上的問題——表演方式、古代服裝和佈景，既要有歷史感，又不能完全按照復古的方法設計舞台表演，掌握好中間的尺度並不容易。為此，他們專門邀請蘇州昆劇傳習所的昆曲演員對話劇演員進行培訓，並由法國服裝師在參考了大量中國古代資料的基礎上，設計和裁剪演出服裝。
    盧逸凡認為，將話劇和戲曲結合在一起是項複雜但有趣的工作，也有不同的方法可以嘗試，他將來還會在這個領域繼續探索。
    一種改編經典作品的平衡
    近些年，古典文學改編的作品受到讀者或觀眾青睞，如前兩年走紅的古裝電視劇《夢華錄》正是基於《趙盼兒風月救風塵》改編。對此，盧逸凡表示，電視劇受歡迎，一定有它的優勢。但《夢華錄》祗是借用了關漢卿的幾個角色和部分故事情節，後面電視劇加的內容非常多，和原著關係不大。
    盧逸凡表示，改編這些古典文學作品，首先需要深入瞭解作家的想法和目標，至於如何改編則有不同的選擇。現在比較流行的是採用通俗的方式改編，比如音樂劇或電視劇，因為有人認為這樣年輕人和大眾才會喜歡。但把古老的文學作品大眾化的同時，能否保留它的精髓，保證其內容和水平，更值得關注。
    他舉例說，很多人看過《巴黎聖母院》的音樂劇，而且特別喜歡。不過，在法國的文化界、戲劇界誰都不會提這樣的音樂劇，因為它本身很通俗，舞台審美一般，歌詞簡單，像流行歌曲一樣，和雨果的原著相去甚遠。盧逸凡介紹，雨果的語言非常抒情，具有史詩般的品質，且學問頗深，處處都是歷史和典故，他的作品有一種普遍性和預言性的維度，改編這些經典作品的同時，如何保留好它們的文學價值和境界才是真正的挑戰。“這一點，中國古典文學也一樣，在尋找大眾比較容易接受的方式的同時，更應讓它們的文學性及文雅脫俗的內涵不打折扣。否則，實在對不起古人。”盧逸凡說。
    有一種觀點認為，現在很多人（尤其是年輕人）不喜歡太嚴肅、深刻的作品，在工作後更傾向於娛樂性的內容。對此，盧逸凡持不同觀點，“我覺得這是小看民眾了。況且文化人的使命本來就在這裡，是要思考如何幫助民眾接近真正的優秀文化，往上走，而不是降到最通俗的水平。”
    一種東西方文人表達情感的對比
    作為漢學家，盧逸凡的學術和創作之路不僅展現了他對中國古典文學的深厚造詣，更體現了他對於東西方文化交流與融合的思考。在排練《趙盼兒風月救風塵》時，他發現關漢卿原著裡的幽默感和法國劇作家莫裡哀的喜劇十分相像。儘管文化不同，但很多喜劇性橋段高度相似。中國古典戲劇與西方古典戲劇基本上都包含情境的滑稽、語言的滑稽、動作的滑稽還有張冠李戴等各種喜劇效果。
    當然，在盧逸凡看來，中國古典戲劇與西方古典戲劇也存在諸多差別。比如西方的古典戲劇是戲劇詩，和詩歌採用同樣的格律，比較長且用對話形式。而中國戲曲最精彩的是唱，屬於詞曲，對白（賓白）祗是輔助。
    中國的戲曲裡有很多詩詞，盧逸凡在將中西方古典戲劇作對比的同時，還通過研究詩詞發現，中西方古代文人的情感表達方式完全不同。他列舉唐朝詩人常建的詩句“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看起來祗是描寫一座禪寺，但“曲徑”和“幽處”，還有“花木深”，也暗示了禪寺裡修行的人早已脫離了紅塵，展現了高潔又超脫的品質。他認為，中國的古代詩詞裡，看起來都是在贊美風景、描寫山水，事實上，都是在講“情”，中國詩歌是一門暗示的藝術。西方古代的詩人也會像中國詩人一樣使用明喻、隱喻等各種比喻和修辭手法，但還是更傾向於直接表達情感。在盧逸凡看來，在中國傳統文化裡，抒情和發洩不是特別好的事，除非是表達崇高的理想（比如中國的詩人常把個人悲傷與國家命運相連）。但西方價值觀喜歡直言不諱，覺得這是一種美德，甚至西方文人喜歡用一種炫耀的方式表達，當作發洩。法國十八世紀啟蒙思想家盧梭曾說：“通向罪惡的第一步是將無辜的行為籠罩在神秘之中，喜歡隱藏的人遲早會有隱藏的理由。”英國文藝復興時期劇作家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也有一句：“人可以微笑，一再微笑，卻仍是個惡棍。”從這些句子裡可以感受到為什麼西方人更喜歡比較直接的表達方式，也不太會羨慕隱藏自己感情的人。盧逸凡認為，這沒什麼對和錯，祗是文化上的區別，並不意味著中西方文學和藝術是相互割裂的。
    一條“非破壞性”的創新發展之路
    中法戲劇文化的交流早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就已經開始。那時，法國人翻譯了一些元雜劇的劇本，並用法語演出。同時，中國戲曲界也吸收了一些話劇現實主義的手法。盧逸凡坦言，戲曲的傳承如今確實處境不易，能够欣賞戲曲的人越來越少。
    他強調，保護和傳承傳統戲曲需要在這個時代尋找一條“非破壞性”的創新發展道路。西方話劇在進入當代和先鋒話劇階段後，失去了它的骨架，脫離了舞台的空間、演員和觀眾的關係及傳統的表演藝術，本身它也在尋找更符合時代的表演形式。20世紀30年代，中國京劇大師梅蘭芳和程硯秋都曾赴西方考察，為改良京劇汲取了一些新的思路和方法。法國20世紀的戲劇家，如安托南•阿爾托等，也從東方的表演藝術中汲取了一些手法，推陳出新。盧逸凡認為，這就是文化交流的意義，“文化交流不僅僅是讓一個國家的人認識另一個國家的表演藝術，更是一種豐富自己的經驗、革新自己的藝術和文化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