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齋志異》對西方文學有何影響
    【中新社濟南11月12日電】（作者 王采怡）2023年，中國歌手刀郎創作的新歌《羅刹海市》走紅，其創作來源《聊齋志異》也廣受關注。被譽為中國“文言短篇小說巔峰之作”的《聊齋志異》由清代文學家蒲松齡創作，是一部恢詭譎怪的志怪小說集，不僅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也對西方文學產生影響。
    《聊齋志異》有何藝術特點？與西方的志怪小說存在哪些區別？對西方文學有何影響？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王平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刀郎新歌《羅刹海市》火遍全網，歌曲中的許多典故來自《聊齋志異》中的一篇同名小說。《聊齋志異》中的《羅刹海市》講的是一個什麼故事，它的核心思想是什麼？
王平：蒲松齡《聊齋志異》有近500篇短篇小說，大都運用超現實的表現手法反映現實社會，或譏諷、或批判、或寄託理想。表面上看光怪陸離，甚至荒誕不經，但其實質卻與社會現實密切相聯，寓意深遠。魯迅先生用“出於幻域，頓入人間”八字概括了這一特點。《羅刹海市》就是非常典型的一篇。
    《羅刹海市》寫的是一位風流倜儻的美少年馬驥，泛海經商，突遇飓風，被吹到了兩萬六千多里之外的大羅刹國。所謂“羅刹”是梵語音譯，即“惡鬼”之意。這裡不僅以貌取人，更可笑的是，他們完全是美醜顛倒。馬驥這樣俊美的少年被視為醜陋，但當馬驥塗上煤灰扮作張飛時，他們反而大呼“何前媸而今妍也”。後來，馬驥又來到海市，被請到龍宮，終於得以施展才華。
    蒲松齡從三方面揭示了這篇小說的主旨：第一，“花面逢迎，世情如鬼。嗜痂之癖，舉世一轍”，批判了黑白顛倒的社會現實；第二，“若公然帶鬚眉以遊都市，其不駭而走者蓋幾希矣”，揭示了社會的虛偽；第三，“彼陵陽痴子，將抱連城玉向何處哭也？嗚呼！顯榮富貴，當於蜃樓海市中求之耳”，抒發了懷才不遇的憤懣之情。
    中新社記者：《聊齋志異》被譽為中國文言短篇小說中的巔峰之作，學者馬瑞芳稱蒲松齡是“世界短篇小說之王”。蒲松齡與《聊齋志異》為何擁有如此高的評價？
    王平：《聊齋志異》是中國文言小說的集大成者。蒲松齡及《聊齋志異》之所以有如此高的評價，其根本原因在於，蒲松齡的文學家天賦使《聊齋志異》具備獨特鮮明的審美特徵。
首先，蒲松齡最善於描寫人鬼之戀、人狐之戀，表現超越生死的真摯愛情，纏綿悱惻、催人淚下、感人至深。其次，《聊齋志異》具有“幻而不怪，奇而不誕”的特色，運用了人們都能體驗領會而又略感迷離恍惚、奇妙莫測的直覺，以實現真幻結合、虛實相生的藝術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聊齋志異》的愉悅特徵尤為顯著，這表現於狐鬼形象、情節結構及創作風格風趣幽默等多個方面。為了增強小說的愉悅性，《聊齋志異》中的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親，忘為異類，而又偶見鶻突，知復非人”。
    從情節上看，《聊齋志異》的故事結構張弛有序，急緩相濟，許多作品都極具戲劇性和傳奇色彩，同時還富有生活氣息和機智幽默的情趣。
    中新社記者：東西方文化背景差異大，志怪小說聚焦的風格、主題也各有不同。《聊齋志異》這本中式志怪小說與西方志怪小說有何區別？
    王平：西方文學史上也出現過不少神話志怪作品，但由於文化背景不同，《聊齋志異》與西方的鬼怪小說存在明顯差異。從根源上講，中國傳統文化與希臘型文化、中東型文化不同，希臘型文化注重人與自然的關係，中東型文化注重人與神的關係，中國傳統文化則注重人與人的關係。
    古希臘神話中的妖怪們，大都是人和獸的結合體，例如半人半蛇的厄客德娜、半人半牛怪的彌諾陶洛斯；或是動物和動物的結合體，例如擁有兩個狗頭、一條蛇尾的俄耳托斯等。這些超現實的物種形態，突顯了對異族的醜化及對自然物的敵化。
    西方人將“自我”以外的都稱作“他者”，通過定義“他者”，從而真正認識自我，兩者相互依存。實際上妖怪就是伴隨著“他者”產生，妖怪代表歹惡凶殘，但祗要有英雄的存在，他們便無法作惡。這種善惡的對立關係，體現了人的價值及古希臘人對自我的肯定。
    妖怪形象還是古希臘人對大自然的敬畏的表現。他們對神秘莫測、變化無常的自然和外界，既敬重又恐懼，於是將自己戰勝不了的事物或奉為神靈求其庇佑，或將一切惡的事物詛咒為妖魔，用神的力量反制他們，這樣既保護了自己，又消除了罪惡。
    而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人文主義”。所謂“人文”或“人道”，都是相對人與自然的關係而言，專指人與人的關係。受這種以人為中心、以現世今生為目的的文化心理影響，中國小說即使是志怪傳奇類型的，也把基礎奠基於人間，重視小說有補於世道人心的作用。
    三國至隋朝時期的中國志怪小說中，有些題材來源於佛經，但在小說家手中卻大異其趣——不再是弘揚佛法、執著於來世，而成為人生現實的寫照，如東晉史學家干寶所撰《搜神記》中的“盧汾夢入蟻穴”喻人生如夢幻，“紫玉韓重”贊美青年男女的堅貞愛情。
    至唐朝，傳奇小說與現實人生的聯系更為密切。李朝威的《柳毅傳》在人神相戀的故事中，突出了柳毅的正直和勇敢。沈既濟的《任氏傳》雖處處贊美狐女任氏的纖麗多情、聰明勇敢，但最終還是“殉人以至死”。故魯迅先生說：“言妖狐幻化，終於守志殉人，‘雖今之婦人有不如者’，亦諷世之作也。”
    《聊齋志異》植根於這樣一種文化心理，無論故事情節如何幻化，都始終面向人生現實，充分肯定人的價值，與人文主義的傳統文化心理相一致，同時帶有鮮明時代特色。
    中新社記者：《聊齋志異》寫於清朝，譯本也在西方流傳。該書對西方產生了哪些影響？
王平：《聊齋志異》最早的刻本青柯亭本在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問世後，很快便流傳到海外，迄今已有英、法、德、俄、日等20多個語種的選譯本、全譯本，對西方文學、文化乃至社會產生了一定影響。
    西方譯者往往根據自身文化環境、文學傳統來選擇翻譯對象。由於翻譯者的國度、民族、身份及思考問題的立場、方法、角度不同，他們對中國文化的認識、理解、介紹與翻譯亦大不相同。
    從故事本身來看，他們翻譯《聊齋志異》時，很少考慮《聊齋志異》裡的倫理觀念和教化思想，多選擇那些趣味性較強或想象力比較豐富的作品。如最早被外國人翻譯的兩篇小說《種梨》與《罵鴨》，都是故事性很強的小說，國外學者看中的是老道士“種梨”這一古怪行為，而對故事中教化人們要有樂善好施的品德則很少關注；而對於《罵鴨》，國外學者可能會產生各種聯想，如妖魔附身等。
    從譯者身份來看，學者多翻譯有中國文化底蘊的作品，如《考城隍》《胭脂》；傳教士多翻譯有神異色彩的篇章，如《嶗山道士》；女性漢學家多翻譯具有詩意內容的，如《黃英》。
   儘管外國讀者很難瞭解《聊齋志異》全貌，祗是選擇性接受部分文本，但畢竟在讀者與文本之間建立了直接聯系。
    《聊齋志異》用文言文寫成，對普通外國受眾來說，讀原文困難較大，更難的是其中知識背景的差異。為解決這個問題，許多翻譯者會在不損害原意的情況下進行部分改動。
    英國漢學家翟理斯把《孫必振》譯為《A Chinese Jonah》，把《折獄》譯成《A Chinese Solomon》，把《太原獄》譯成《Another Solomon》，分別化用《聖經》中的人物來代替具有類似品格或經歷的文學角色。此外，他還把中國歷史上的人物與西方歷史、神話中的人物進行互換，如漢朝謀臣陳平與羅馬神話中的英雄尤利西斯（Ulysses）、漢朝辯士曹丘與羅馬帝國外交家梅塞納斯（Maecenas）等。
    相比選擇性翻譯、創造性誤讀，深層次互詮互釋則對譯者提出更高要求，因為它基於共性認知，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增加對《聊齋志異》的知識積累，形成帶有普遍性的觀點看法。
    許多海外研究者已充分認識到這一點。他們往往把不同文化間的關係理解為主體間的關係，把文化間的交流看作主體間的互相創造、互相啟發、共同發展。
   在西方理論、中國實際、現實生活、細讀文本等要素相結合基礎上進行詮釋。
    如美籍華裔學者楊瑞對《嬰寧》解讀時，認為在使用西方理論時不能忽略東西方之間、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文化差別，西方家庭中孩子的“過渡物”多是物品，而傳統中國家庭中孩子的“過渡物”多是人。
   再如詮釋《石清虛》時，美國學者C.理查德•貝克和里克•斯蒂芬•海斯認為，有必要從中國文化中汲取與西方傳統不同的思維方式和認知態度，來化解當代西方社會的諸種矛盾，建立一個更符合人性模式的世界。
    這些《聊齋志異》海外詮釋的嘗試，逐步纍積中外文化融合的積極因素，不斷把文化融合推向更深層次、更大範圍，從而真正對全球化時代的人類社會產生現實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