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墩文化如何實證
中華文明多元一體
    【中新社成都9月23日電】（中新社記者 岳依桐）寶墩遺址是中國長江上游地區時代最早、面積最大的史前城址，是成都平原上人類第一次大規模定居生活的地點，也是成都平原稻作文明發源地。
    寶墩文化與三星堆文化有何關聯？如何展現中華文明往來交流、交融匯聚？為何說它填補中華文明多元一體起源學說長江上游區域空白？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寶墩遺址考古工作站站長唐淼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進行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寶墩遺址的發現有何重要意義？
    唐淼：寶墩遺址是目前長江上游發現的最大史前城址，它證明至少在龍山時代晚期，成都平原就有人群大規模居住，並出現定居農耕農業。
    寶墩遺址的發現掀起了成都平原尋找新石器時代遺址的高潮。寶墩遺址發現前，長江上游區域的史前文化幾乎是空白。寶墩遺址被確認為成都平原首座新石器時代古城後，學界才有勇氣尋找其他史前城址，後來也才陸續發現、確認了郫縣古城、溫江魚鳧古城、都江堰芒城古城、崇州雙河古城、崇州紫竹古城、大邑鹽店古城和大邑高山古城等7座古城，並在考古研究的基礎上提出寶墩文化命名，很快獲得學界廣泛認可。寶墩遺址的發現讓學界意識到，成都平原不僅有新石器時代文化，還有8座在中華文明築城時代大背景下形成的史前古城，這片區域是中華文明發端的重要一元；同時，也是學界敢於探尋成都平原新石器時代的文明訊號。
    截至目前，我們已發現約90個新石器時代遺址點，分佈在成都平原各區域。可以確定的是，寶墩文化時期成都平原人口數量已經很多，而正是因為其相互競爭、資源整合，才為下一個時代三星堆文明的出現奠定基礎。
    中新社記者：寶墩文化多元融合的文化特徵如何體現中華文明的往來交流、交融匯聚？
    唐淼：寶墩文化形成、發展乃至變遷為三星堆文化的過程，都可清晰看見中華文明大視野下多個區域文化的交流、匯聚、融合。寶墩文化形成過程中，可以發現至少三個方向的人群匯聚：本地土著居民、西北方向仰韶晚期或馬家窑時期南下的人群、順江而上的長江中下游人群。上述三個區域人群的融合交匯，整合形成寶墩文化，開啟了成都平原的新石器時代——人群大規模定居的農耕時代。
    距今5000年左右的一次寒潮，使北方大部分種植小米的區域無法正常生產農作物，人群被迫南遷，仰韶晚期和馬家窑文化時期的人群就沿著黃河流域南下進入成都平原。考古發現證明，人群在四川茂縣、汶川區域停留了一段時間，隨後部分人沿著六江流域繼續南下，部分人則在距今5000年左右進入成都平原。
   他們先進入成都平原邊緣地帶，這裡仍屬山地，可繼續維持以小米等作物為主的旱作農業模式。直到後來長江中下游區域從事稻作農業的人群逆江而上，帶來水稻種植技術和築城技術，通過技術交流，他們在約4500年前逐漸進入成都平原腹心區。
   長江中下游區域的水稻種植年限已上提到距今1萬年左右，而成都平原目前發現最早的水稻遺存出現在寶墩遺址和高山遺址，距今約4500年；目前中國發現時代最早的古城遺址是湖南澧縣城頭山遺址，距今約6000年。而在距今6000年到4000年左右，長江中下游出現很多城址，成都平原最早的城址修建時間約為距今4500年左右，其修建方式和長江中下游區域非常相似。
    尤為重要的是，寶墩文化時期的人群拉開了成都平原水稻種植序幕，並得以開啟大規模定居生活。農耕對文明萌發極其重要，沒有定居農業，人群就不能大規模定居，就不會出現人群的競爭整合和發展，文明也不會出現。
    考古發現證明，寶墩文化在發展過程中也與其他區域文化不斷交流。例如，石家河文化的覆鍾形豆、良渚文化的玉鑿等器物，都在寶墩文化時期就已進入成都平原，這些器物也在三星堆文化時期被發現。
所以，不論是來源、還是過程，都可發現很多成都平原同黃河流域及長江中下游區域文化的交流、融匯。寶墩文化就是在中華文明大的文化體系下，東西交匯、南北交匯，融合發展出的一支新石器時代文化。
    中新社記者：寶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有何關聯？
    唐淼：寶墩遺址的發現，為尋找三星堆文化起源起到了重要作用。20世紀70年代前，學界普遍認為成都平原的歷史上限早不過漢代。1995年寶墩遺址的發現及後續的考古發掘與研究逐漸破解了這個謎題。
    實際上，在三星堆文化之前，成都平原還有約800年的新石器時代階段，這個階段為後來三星堆文化的形成奠定了非常重要的人口、生業基礎。2001年金沙遺址發現後，又向世人展現了三星堆文化的下一階段。寶墩、三星堆、金沙三個重要遺址的發現，將古蜀文明的整個脈絡串聯、延續起來了。
    茲舉幾例說明寶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的關聯。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金杖很有名，寶墩文化的紅橋村遺址也出土了象牙杖，雖質地不同，但這種用杖的習俗很相似；寶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期間，人群對象牙的利用很普遍；寶墩文化陶器的器型也呈現出從早期大翻沿到沿部逐漸縮小的變化，陶製、陶色等方面都存在清晰的發展脈絡；在石器方面，凹刃鑿從寶墩文化時期一直被使用至金沙時期。
    需要注意的是，在認知不同考古學文化時不能“一刀切”，因為兩種文化的變遷有一個過程：前種文化因素逐漸減少，後種文化因素萌發並逐漸增多，當後者超越前者時，一種新的文 化便確立了，而非簡單粗暴的代替。制陶和石器工藝、城牆修築技術、建築形態、生業經濟等，都是一直延續下去的。三星堆文化繼承了很多寶墩文化因素。
    中新社記者：寶墩遺址考古發掘工作進展如何？在哪裡體現中華文明多元一體？
    唐淼：寶墩遺址的發掘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95年至1996年，考古工作者對城牆進行解剖，並對內城部分區域進行考古發掘，確認是一座新石器時代城址；第二階段始于2009年，寶墩遺址作為長江上游地區的重要點位，被納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隨即考古工作者開始進行系統性考古發掘。
    寶墩遺址的考古發掘工程持續至今年4月，我們基本把成都平原新石器時代的聚落形態、人地關係、環境、人群生業模式、人口發展過程乃至文明化進程都已梳理清楚，接下來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整理考古材料，出版綜合考古研究報告，供更多學者開展研究。隨著考古發現推進，成都平原古蜀文明發展脈絡已基本清晰：寶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到金沙文化再到晚期蜀文化。如果將古蜀文明發展過程比喻為人的成長過程，寶墩文化時期相當于0歲至20歲的階段，所做的更多是在適應、創造。寶墩文化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奠定了成都平原人口基礎，拉開農耕文明序幕。
    寶墩文化發展的每一階段也絕非孤立，它是在中華文明大背景下的築城時代出現，經黃河流域、長江中下游、長江上游人群和文化的交流、匯聚、融合才形成發展。
    在寶墩文化發現前，成都平原並沒有被納入到中華文明多元一體起源學說內。寶墩遺址發現後，掀起整個成都平原新石器時代考古工作高潮，8座史前古城和眾多遺址點的發現，才讓世界認知到成都平原乃至長江上游區域的新石器時代文化並非一片空白，而早已有文明發端。
    可以說，沒有發現寶墩遺址，就不會有寶墩文化，成都平原也不會被納入中華文明多元一體起源學說之內。毫無疑問，寶墩遺址的發現填補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起源學說中長江上游區域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