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在台灣
成「日用而不知」
    【中新社北京11月28日電】（中新社記者 劉舒淩）文化中的傳統與多元在台灣曾有過怎樣的互動？中華文化在台灣今天被邊緣化了嗎？這樣的現象是否難以扭轉？
    台北書院山長、文化學人林谷芳近期在台北市鬧中取靜的臨沂街“隱廬”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分享他對於中華文化在台灣現況的觀察與思考。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當下台灣非常強調多元文化。您曾多次提到中華文化30年來呈現出逐步被邊緣化的現象，為何這麼說？
    林谷芳：我還是保持這樣的觀點。第一個原因，是中華文化在教育內容上被邊緣化，減少了（台灣）新生代接觸中華文化的機會，社會的變遷又那麼快，這對他們影響巨大的。第二個原因，是它在文化活動上被邊緣化，當你不談本土、不談多元，文化活動或出版基本就拿不到經費補助。
    前者代表體制力量的影響，後者代表民間的力量被架空。教育上，台灣高中以下的課綱牽涉重大，歷史教育受衝擊最嚴重，從課時上對中國史給予限縮、將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片段化，學子不易建構整體的中華文化觀念。語文教育方面，中國過去的“文史哲一家”是以“史”為核心的，（台灣）過去語文課本有很多內容是以“史”為核心的文章，它是一種價值教育，這方面也不像以前那麼受重視。台灣民間活力強，但舉辦文化活動仍需要一定的官方補助。沒有補助，民間這方面的主體力量被稀釋，也就無法從某種角度去平衡體制上那種中華文化教育邊緣化的趨勢。
中新社記者：在目前政治氛圍下，這種中華文化影響力消退的現象是否難以扭轉？
林谷芳：朋友曾問我，為何你處處講中華文化。根柢與我的情懷當然深深有關，但也跟現在的環境有關聯。
總體來說，我沒有像許多喜歡中華文化的人那麼悲觀。為什麼呢？因為中華文化在台灣人的生活上或價值觀上，已是“日用而不知”，它沁入其中、你不自覺而已。例如，家庭關係中的儒家倫理溫潤而自然，許多人依循道家謙沖自然的價值觀在生活，藝術家尤其喜歡用老莊的哲思談自己的藝術。台灣志工現象蓬勃，彌補了社會急速發展中制度未及照顧的一些缺漏，也使大家更能以“平等心”看待彼此，就受到大乘佛學“慈悲觀”的影響。儒釋道三家在台灣，到如今，仍明顯影響著每一個人的生命。
再比如，遇到事情時，台灣人拜媽祖、拜關公，他不會想到拜的是中國大陸來的神。台灣宮廟那麼多、信仰那麼深，對大家的行為或價值觀影響是很深的。
那麼，消退的部分是哪裡？一個是文化詮釋，官方避免以中華文化來詮釋台灣的種種，而民間因為沒有人提醒，也就不曉得自己“很中華文化”。另一個，台灣在以中華文化面對當代上，也就較少有意識地去看待自己可能扮演的角色，發揮的效應就沒能像過去那麼明顯。
但祗要有人談、讓年輕人接觸，他會恍然大悟，“原來我這些東西都是中華文化”。這也是為什麼活動那麼重要，它關係到年輕人接觸中華文化的機會够不够多。
我想，一燈照隅，把一隅之燈給點亮，讓人有機會來接觸，另一個燈也就亮。燈燈相燃，最後就會有結果。
就像台灣歌仔戲有一段時間都在演新創的戲，但是不久又發覺，如果不演歷史劇、不承載厚度，就無以成為大的、顯眼的作品。所以，還是要回到中國的歷史去演，比如，說不完的三國、演不完的水滸，然後東周列國志、楊家將等等。
總之，中華文化在台灣，其實根很深。即便現在官方不談它，那也祗是在官方“由顯而隱”而已，今天就是要讓這個“隱”的命脈不至於稀微，環境改變時，它自然會放出火花來。
中新社記者：台灣社會還有一個說法，台灣文化受到荷蘭、明鄭、清朝、日本影響，是一個復合體。對於這樣的觀點，您怎麼觀察？
林谷芳：台灣的歷史的確比較多元複雜一些，進程比較曲折。但是每個階段後來遺留的影響有多少，在台灣的一些論述裡常常避而不談，或者是隻做主觀的陳述。舉例來講，荷蘭在台灣統治過一段時期，但是除非去（新北淡水）紅毛城，否則很難在台灣看到荷蘭的痕跡。它對台灣文化沒什麼影響，更多是歷史上掠奪者的角色。
外人在台統治，發生影響的是日本。一個是視野，日本明治維新後“脫亞入歐”，當時台灣的知識分子也透過日本看西方。第二個是生活態度上，嚴謹以及清潔的觀念影響台灣至今。第三個，有關制度建構，如蔣渭水等知識分子就通過日本實際瞭解西方制度的架構和運作。
但是，日本人當時把台灣人當成“二等國民”，所以50年的殖民統治並沒有動搖台灣人的認同，台灣人知道自己是中國人，是被日本人瞧不起的“清國奴”。無論是明鄭或清代，乃至現在，中華文化作為台灣人的文化基底是毋庸置疑的，其他部分祗是作為色彩性的存在。
  中新社記者：在台灣，文化中傳統與多元的關係，您認為如何互動才是比較好的狀態？
    林谷芳：20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末，台灣有過一個較好的互動范式，可以說是中華文化面對當代、面對西方的一個非常好的實踐。那時，無論持保守或開放的觀點，都是在中華文化基點上面對世界、找自己的出路。
    近日，我剛在《中國時報》專欄刊發《一個“有情懷，具氣象”時代的遠去》，談到台灣新象藝術創辦人、作曲家許博允的辭世。他走了，媒體報道不多。但我說，其實他代表了此前一個時代的某種氛圍，在當時，所謂“本土”跟“國際”之間沒有強烈的劃分，“尋根、找自己中華文化的傳統”跟“面對國際”是並行的。譬如這個時期成名的表演團體，你看優人神鼓、雲門舞集都是既傳統又國際的。
    許博允成立新象，引進了許多國際節目、介紹藝術大家，為台灣打開視野，成為一個時代藝術發展的動力。他舉辦“新象國際藝術節”，開幕第一個節目一定是“傳統音樂之夜”，民間說唱藝人陳達總是被安排在節目單首位。原本在屏東恒春紅白事上演唱的一個民間藝人，許博允卻將他列於世界名家之中，蒼涼嗓音、即興填詞以及“過門”上月琴，基本已成絕響。     “傳統”跟“國際”，對這一代人來講，並不成為一個對立的觀念，而是互相滋補。這樣的人辭世，合該有更多惋惜、慨嘆乃至報道評論，事實卻如船過水無痕般，激起的漣漪比想象中要小許多。
    這標示著一個“有情懷，具氣象”時代的遠去，台灣往後愈趨狹仄自滿，恐怕也更為難免。
    中新社記者：今年4月以來，《聯合報》“聯合副刊”以一版五六千字的篇幅逐月刊發您論述中華文化的文章，人間性、漢字、儒釋道等主題引起關注與討論。為何寫這個系列文章？
    林谷芳：無論政治分合如何，中華文明的特質仍滲透在我們的所思所行當中，瞭解中華文化，其實就是瞭解自己。
    雖然是老掉牙的課題，但它既是基底，我們又處在這變動的時代，總得有人繼續談它。因此，就有了《江流千古意——契入中國文化的十六個關鍵詞》的書寫。
     原來，中國人談中國文化，其精微處固為族外人所不及，但也常常落於主觀，中國又是個大文化體，談它更容易以偏概全，如果能透過這些關鍵詞的掌握，也就更好整體有機地來瞭解中國文化。而在書寫時，也不忘透過歷史脈絡、功能角色來與其他文化體作文化比較。如此，族內、族外視角的得兼，一方面既能讓中國文化的特質彰顯，另一方面也提供了與外界對話的基礎。也才好接於傳統，對應當代。
報紙所刊，是我書稿的縮寫，選擇散文式的書寫，是希望能有更多人讀它，但散文筆調的背後，則是一定客觀嚴謹的數據支撐，以及入於其中的情懷領略。在文化情懷與論述證據上得兼，是我對它的期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