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如何走向世界？
    【中新社北京10月30日電】（作者 張隆溪 湖南師範大學“瀟湘學者”講座教授）目前，世界文學中的絕大部分還沒有在全世界為人所知，中國文學、阿拉伯文學、印度文學及其他非西方的文學，包括歐洲小語種的文學，都應該讓全世界知道。在此基礎上我們應思考：何為“世界文學”？“世界文學”由何組成？如何將“世界文學”確立為一個具有可操作性的學科？
    “世界文學”概念的嬗變
    “世界文學”的概念，最先是歌德在19世紀初提出，在當時歐洲學界引起很大震動。
從某種意義上講，歌德提出“世界文學”的概念也因一個偶然的機緣，他當時在讀一本中國的小說。他的秘書愛克曼認為歌德讀中國小說很奇怪，因為當時一般歐洲人對中國的小說、或者說對除歐洲以外的文學幾無興趣。但歌德卻對非西方的文學有很大興趣，遠超同時代的很多人。他越往後越相信詩是全人類普世的東西，但是德國人很容易落入一種局限，祗覺得自己的文學重要。而歌德願意去看別國的文學，也經常呼籲德國人這樣做。歌德認為，“世界文學”的時代已經到來，每個人都應該去促進它的到來。
    當時歐洲的學者對歐洲以外的文學沒有興趣，連比較文學都祗關注歐洲語言的文學。歌德在他那個時代，可以說是一個很有遠見、而且超出一般歐洲中心主義局限的人。但歌德畢竟不是一個理論家，他提出“世界文學”的概念，但並沒有明確定義什麼是“世界文學”。所以有學者批評這個概念太模糊——“世界文學”究竟是什麼？難道是全世界所有文學的總和嗎？沒有一個人可以讀完那麼多書，僅全世界書籍數量之大，就使這個概念不能成立。要讓“世界文學”成為一個重要學術概念，就須重新定義。
    重新界定“世界文學”，將其確立為一個具有可操作性的學科，需要各種各樣的努力。其中哈佛大學比較文學教授大衛•達姆羅什在他的著作《世界文學是什麼？》（What is World Literature）中進行重新定義。他認為，“世界文學”就是所有超出自身文化範疇、在全世界流通的文學，這種流通可以是通過原文也可以是通過翻譯，這就與比較文學不同。比較文學非常強調從原文出發，不能依靠翻譯，所以比較文學是不重視翻譯的。但“世界文學”要研究的是全世界的文學。很多比較文學的學者懂多種語言，但也不可能懂全世界所有語言，尤其非歐洲的語言。所以“世界文學”從概念上就非常重視翻譯。
    “世界文學”概念的局限
    “世界文學”這樣定義也有它的局限性。流通也需要進一步界定——什麼樣的作品在全世界“流通”最多？最多人讀的作品是否就是最好的文學作品？最關鍵的是，由於東西方文化差異，流通的標準把全世界大部分非西方文學都排除在“世界文學”之外。
    從語言層面上來講，拉丁語曾經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是歐洲各國的通用語，漢語曾在東亞地區有著通用語的地位，而隨著各民族語言的興起與產生，兩種語言在各自地區的通用語地位消失了。目前能在世界範圍內稱得上通用語的祗有英語。按照上述定義，非英語文學的“非流通”地位將更加凸顯。
非西方國家，如中國、日本、印度、阿拉伯國家等，通常對西方文化都很瞭解。中國讀者大多聽說過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莎士比亞。但如中國有3000多年文學史，有那麼多非常有意義、非常有價值的經典作品，在中國之外卻鮮為人知。全世界可能祗有一個大家都知道的中國名字——孔子。而中國詩詞大家如李白、杜甫、陶淵明、蘇東坡、李清照，以及曹雪芹等文學大家，在世界都少有名氣。類似的，包括中國文學在內的很多非西方文學作品，以及歐洲小語種的文學作品，都被排除在“世界文學”概念之外。
    “流通”的作品是不是經典，也是一個問題。所謂暢銷書每年都有很多，但不見得是最好的作品。“經典”是要經過長時間檢驗的。不同時代、生活在不同政治文化歷史環境裡的讀者，都覺得非常好，願意去讀它，認為它的內涵能使不同時代的人產生反應，這樣的作品才會成為經典。所以經典作品不是誰規定的，它是由不同時代的讀者和學者不斷評論、不斷討論而產生的。
    “流通”的標準缺乏價值判斷，實際上是把文學看成產生利潤的活動，所以也引起一些學者不滿。很大程度上“流通”得益於商業操作，而不是其本身審美的價值。
世界上大部分的文學，就是所謂“尚待發現的世界文學”。即使歐洲文學也並非“一碗水端平”，所謂的西方文學主要是法、英、德、西等語言的文學，也包括更早的古希臘和拉丁語文學。
    當然也有例外，如挪威劇作家易蔔生，他的劇作使挪威文學在世界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他的一些作品並非以挪威語版本在全世界聞名，而是譯成德文後得到廣泛傳播；丹麥的安徒生童話，最初也不是以丹麥文流行的，而是翻譯成英文童話後流行的。這些小語種國家的作品要想在全世界流通中有影響，需要藉助其他語言的翻譯。所以翻譯在“世界文學”的產生和形成當中起很大的作用。
    學界的認識
    現在國際學界都注意到應反思“世界文學”的內涵與組成。我曾參與編輯《文學：一個世界的歷史》（Literature: A World History）。在討論編輯這套書的過程中，我們編者逐漸形成一個共識——以前大部分的世界文學史都是歐洲學者從歐洲的觀點出發來寫的，他們對非歐洲的文學往往都有所忽略或有偏見，或者缺乏全面瞭解。這套書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盡量讓本文學傳統和本語言傳統的編者來寫他們自己最瞭解的東西。阿拉伯文學是由阿拉伯學者來編，印度文學是由印度學者來編——儘管不是所有地方都可做得到，但基本保持了這一原則。
這就意味著，不能將西方的觀念強加給其他非西方文學的文學史。因為西方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瞭解全世界所有文學，最瞭解一個民族的文學的，應該是本民族的人。
    中國文學走向世界
    在現在的“世界文學”時代，有兩個很重要的觀念，能為中國文學提供很好的機遇。
     一個是反對歐洲中心主義的觀念。在歐洲的學術傳統當中，本來就有一種很強的自我批判精神。當代歐洲知識分子已自發地反思19世紀歐洲，認為19世紀是一個歐洲向外擴張的殖民主義時代。學界由此形成的普遍認識，就是要反對歐洲中心主義。這一點對於非歐洲、非西方地區的文學流通是有利的。
    另外一個是國際流通語言媒介的概念。目前客觀來講，英語寫的書就有更多的人能够看到，這對中國文學而言是一個機遇。通過英語翻譯，能把中國文學、把中國最重要的經典介紹到中國以外去。我們應該用最通用的語言將中國文學介紹給全世界，以獲得最好的效果。做不到這一點，民族文學就很難突破局限而成為“世界文學”。
    我去年出版英文《中國文學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後，寫了一首詩“二十萬言嘗作史，三千歷歲述先賢。先賢不識君莫笑，鶴立蛇形（行）域外傳。”“鶴立蛇形（行）”是一個典故，相傳源於唐玄宗李隆基《唵字讚》（又稱《題梵書》）詩，講的是佛經中梵文的樣子像仙鶴一樣直立又像蛇一樣蜿蜒爬行，唐玄宗直言“五天文字鬼神愁”。有人說你寫的外文書我看不懂，我說看不懂沒關係。佛經翻譯時期“鶴立蛇形（行）”的梵文也曾讓“儒門弟子”犯了難，然而佛教最終還是在中國生根發芽。同理，這也反映出唐代的文化自信，並不認為這樣“鶴立蛇形（行）”的文化對其自身文化構成威脅。中國文學走向世界並非一朝一夕之事，需要不懈努力，同時世界應以開放、包容的心態接納中國文學和其他非西方的文學走向世界舞台。
    目前，“世界文學”的組成部分中，絕大部分的文學還沒有被世人所知，我能做的當然是傳播中國文學，但與此同時，還有很多其他的非西方文學也應該讓全世界知道。我認為“世界文學”不是個單一的概念，而應是複數的概念，應是各國文學中最好的經典作品的集合——“世界文學”要涵蓋全世界所有文學的經典作品，才是一門真正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