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之獅」喚起中意美學共鳴
    【中新社北京9月12日電】（作者 安英昭 賀劭清 陶思閱）在日前舉行的第82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上，最佳女演員獎第三次頒給中國演員。獎杯上的“威尼斯之獅”吸引全球眾多影迷目光的同時，這一意大利知名文化名片也引起諸多討論。
    近日，意大利帕多瓦大學教授吉爾伯托•阿蒂奧利（Gilberto Artioli）團隊在國際權威期刊《古物》（Antiquity）上發文稱，威尼斯聖馬可廣場上的青銅飛獅很可能來自中國，至少“部分來自中國”。儘管其最終結論仍在探討，仍需研究，但已具啟示。
    “這種文化交流與互動如此內在化，以至於人們都辨識不通其中的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劉悅笛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時表示，啟示在於，中意之間的文化交流融合得非常和諧，使中華文化的“落地化”也變得自然而然。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從“威尼斯之獅”背後的中國元素，到威尼斯電影節多次認可中國電影，中國與意大利相隔萬里，為何在文化層面有諸多交流與共鳴？
    劉悅笛：這種文化交流現象，我稱之為“文化洄流”，即某一文化受到外來文化影響後，將之吸納並進行創新，再傳回外來文化之中並被其本土化的過程。有趣的是，由於文化高度融合，甚至來自不同文化的影響都被忽視了，還以為就是本土文化產生出來的，而且這種現象也是早已存在的。例如，羽扇、團扇源自中國本土，但摺扇本是東瀛產物，北宋時期經朝鮮半島傳至中國，並與中華文化緊密融合。
    “威尼斯之獅”可謂威尼斯的象徵，新的考古發現證明了“文化洄流”的存在。獅子並非中國本土動物，但中國人通過對獅子的想象將其本土化了。這座威尼斯之獅與唐代用於守護陵墓的鎮墓獸高度形似：獅面獅身、火焰型鬃毛、背部高聳的翅膀，據考證，原本頭上的長角被切掉了，磨圓的尖耳朵使之更似現實中的獅子，也可以說是，把來自中國本土想象的那部分給“删除”了。
    這種造型風格向西方的洄流，恰恰證明，東西方文化之間的交流是隱秘而和諧的。這種文化交流與互動如此內在化，以至於人們都辨識不通其中的來源，且融合得非常和諧，使中華文化的“落地化”也變得自然而然。
    中新社記者：意大利人常講“美好生活”（Dolce Vita），中國川渝地區則講“巴適”“安逸”。如何從您主張的“生活美學”層面理解這種文化現象與審美傾向？
    劉悅笛：據《馬可•波羅遊記》（又譯《馬可波羅行紀》）記載，早在700多年前，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就曾通過蜀道南下廣元、入成都府。他的筆下，有成都著名的安順廊橋，錦江兩岸熱鬧繁華。或許從那時起，中意民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已產生共鳴。
    2018年起，成都市提出“有一種生活美學叫成都”口號，沿著“生活美學城市”的道路越走越寬。如今，成都已成為中國本土生活美學的典範，在西南地區具有示範意義。
    “生活美學”一詞非常契合中國人對美好生活的追求。中國人不僅講生活的“好”，還講生活的“美”，在意大利和法文當中也有近似的描述，但不會如中國人這般講求“把小日子過得美滋滋的”。川渝地區歷來追求享受生活，這與“天府之國”自然資源豐富、自身富庶有很大關係，萬不能用簡單的“享受主義”來加以否定，其實川渝民眾享受的是生活之美與生活之樂。成都還常進行生活美學的評選。例如，成都中心城區曾評選出首批10條“最美街道”，吸引約40萬市民參與投票，足見民眾對“生活美學”的熱愛。
    中新社記者：“巴適文化”與“躺平”有何區別？如何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同時既不“躺平”也不“內卷”？
    劉悅笛：生活美學，將美好生活分為“美生活”和“好生活”。生活得舒服，生活得“巴適”，那就是好生活，好生活就是有質量的生活。但美生活是有品質的生活，“生活美學”就是要用美生活去提昇好生活。
    反過來看，美生活也要以好生活為基礎。   “巴適文化”就是在充分享受好生活基礎上，進一步去追求美生活，也就是在有質量的生活中追求品質，而不囿於物質生活本身。
   就像“巴適”這個使用頗廣的四川方言，既指菜品的味道，也指美好的天氣，既指漂亮的衣服，也指精美的裝修，都呈現出事物的美好一面。這種“巴適化”的追求，體現了盆地居民“知足達觀”的人生觀，它在一定程度上“滿足”根基上的“知足”，但並不等於徹底放棄追求的“躺平”。事實證明，巴適文化既有主動追求完美的一面，也有保持適度的另  一面，同時可以用來抵禦“996”的內卷化。
    中新社記者：成都太古裡與千年大慈寺毗鄰而建，北京大吉巷與傳統四合院一牆之隔，文博古建與時尚街區的融合似已成為一種中國新潮流。您怎麼看這類現象？古今之美何以和諧共存？
    劉悅笛：中國的農業文明發展具有延續性，在不斷繼承傳統與創新中獲得新生。千年大慈寺與太古裡相對而立，就形成了古與今之間的張力。但我們更應看到其中的古今融合，這才是如今的宏大主流，更是通向未來的大道。
    實際上，歷史上的任何一次傳統復興，都是一場文化的創新。文藝復興要“復”古希臘、羅馬之古，卻實現了文藝復興之真正的“新”。如今，文博古建與時尚街區“中國風”的盛行，就是明證：擬古卻不囿於古，原來那個“土裡土氣”的成都，其實也回不去了，即使回得去，如今的民眾也未必喜歡那種“土風土氣”。一切新的創造，都是符合今天人們的文化觀與審美感的，如果喪失了這種“符合”，終會被大眾與市場所拋棄。
    此外，傳統文化的“物質建構”與當下時代已大相徑庭。為吸引更多民眾參與，需要運用現代物質材料乃至當代科技手段，呈現古今融合的美感，在這一點上，儘管有“西體中用”的一面，但中華文明的“精氣神”仍獲得延續。中新社記者：從北京798、首鋼園到成都東郊記憶、南充六合絲廠，不少工業遺存通過打造藝術與文創品牌煥發新生。工業體現標準化而藝術往往強調個性化，如何從美學角度理解這種看似矛盾的協調與融合？劉悅笛：這關係到“工業遺產美學”問題，在進入工業文明之後，如何與傳統的農業文明遺產保持和諧共生，是曾參與工業化進程的很多地區共同面臨的問題。
    工業文明與農業文明如何和諧共存？這就需要它們之間深度融會貫通、相互促進。傳統藝術往往強調個性化的表現，工業標準往往具有標準化的模式，但如今，通過文創的“發動機”，工業文化遺存被賦予了藝術化的內涵與形式，形成“1+1＞2”的效果。這種農業與工業的整合、產業與藝術的融合，產生了新質生產力，使具有中國特色的美學形態獲得了全新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