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說是武俠小說一高峰
    【中新社香港8月9日電】（中新社記者 索有為）金庸小說是香港文學的驕傲，更是中國武俠小說的一座高峰，其社會影響力巨大而深遠，在全球華人乃至很多外國人心目中都佔有獨特地位。如何客觀評價金庸小說的海內外影響力？其在海內外文化交流中扮演了何種角色？香港在中外文學交流上有何特殊作用和地位？為何說“香港需要一個文學館”?
    被金庸賞識、獲聘擔任《明報月刊》總編輯兼總經理的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潘耀明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就上述問題予以深度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是金庸至交，加入《明報》系統多年，您如何看待金庸小說在海內外的影響力？金庸小說在海內外文化交流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潘耀明：金庸小說的讀者非常廣泛，從9歲到90歲，從平民老百姓到高官、高級知識分子都看金庸小說。楊振寧也是金庸小說迷。
    海外很多華人第三代，已經不懂華文或華語了。有的甚至不想學，對中文有點隔閡乃至排斥，但他們中的很多人從外文看到金庸作品後，想要看原著，因而對中文產生了興趣。金庸武俠小說的情節、文字很吸引人。金庸武俠小說作為學習華語和中文的橋梁，在華文普及推廣上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以前我在三聯書店主管版權部，每年會到法蘭克福參加國際書展。有一次，我到慕尼黑，發現那裡竟有金庸學習小組，而且出了一個簡單的會刊。可以說有海水的地方、有華人的地方，都有金庸小說的讀者，它的傳播很廣泛很深入。
    我覺得，任何一個華人作家甚至外國作家的作品，都沒有金庸作品傳播得那麼深入與廣泛。我十多年前參加金庸研討會，有一個初步的統計說金庸的讀者有兩億。1995年，我陪金庸去日本訪問，當時有出版社把所有的金庸作品全部翻譯成日文，非常暢銷。
    還有一段故事，金庸賣了《明報》以後，自己有一個公司，他本來讓我跳出《明報》，為他策劃一本《歷史與文化》雜誌，他準備寫歷史小說，並在這本雜誌上刊登，讓我先到韓國去考察。韓國有一個教授跟我講，韓國的大學生60%以上看過金庸武俠小說。這個傳播不是官方推行的，是在民間的傳播。
 
    中新社記者：金庸先生的創作，對香港的作家或者說對於華語作家來說，有什麼啟示？香港文學能從金庸小說的傳播中汲取哪些經驗？
    潘耀明：金庸自己說武俠小說是他的業餘產品。因為他本身是辦報的，他要考慮這個讀者市場的定位。但不能簡單認為金庸的武俠小說是流行文學或者通俗文學。中國四大名著在過去都是通俗文學。《紅樓夢》當時家長都不讓看的，甚至說它是“淫書”。好的文學不光是嚴肅文學，流行作品經過時間的淘汰，本身好的也會變成經典。金庸作品中有好幾部都可以變成經典，流傳下來。
    現在我們講“講好香港故事”。過去講得多的就是香港的消費、美食，這些都是外來的，迪士尼樂園也是。要說本身是香港製造，金庸就是一個例子。我曾經呼籲過，香港可以做一個金庸的主題公園。當年金庸還跟我講，有一個企業家本來有興趣，後來不了了之。還有黃霑、倪匡，這些都源於香港自身。要講好香港故事，香港地道本土的文化、本土的文學很重要。首先你要重視自己的本土文化，才能做好推廣。拿來的文化永遠都是人家的，對此我有很深刻的體會。這是香港文化政策所要面對或者正視的一個課題。
    金庸小說的文風，實際上很多是明朝筆記文學，甚至清朝筆記文學的風格。從金庸的文字來講，沒有歐化的痕跡，是很純粹的一種漢語。你看他的每一段，外來語基本上看不到。對漢語的規範，金庸文字起了一定作用。
    金庸的武俠小說很有時代感，從他的武俠小說能看到歷史的脈絡。香港中文大學有一個研究生曾寫過《金庸地圖》，金庸武俠小說地圖。因為金庸小說涉及中國很多不同地域，從武俠小說中展現了中國的美麗山川與風光。這種潛移默化的作用，比硬銷要好很多。講好香港故事，不能靠硬銷的，要通過好的作品、好的藝術品來說明。這才有說服力。
 
    中新社記者：《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提出共建人文灣區，香港文學在其中能有何作為？如何看待香港在中外文學交流上的特殊作用和地位？
    潘耀明：大灣區的概念提出來後，香港是很有機會的。大灣區集聚了多個地方的資源，包括經濟、商業還有文化方面的資源。大灣區的文化交流，過去在民間還是比較多的。比如，香港作家聯會成立至今已有35周年，經常同周邊的廣州、深圳，甚至珠海、中山都有文學交流。
    香港是一個國際文化窗口。這個窗口是開放的，東西南北都可以通過香港的窗口來溝通。新中國成立初期，很多內地作品包括魯迅、巴金、錢鍾書的書不能在台灣銷售，都是通過香港這個橋梁帶到台灣。很多台灣作品也是通過香港傳播到內地。台灣《聯合報》曾連載聶華苓的《桑青與桃紅》，因為裡面牽涉到台灣政治一些敏感問題，就被腰斬了。這個作品後來在香港《明報月刊》全文登載。在內地還沒有改革開放之前，當時的香港起了文化交流的橋梁作用，這種作用沒有一個地方可比。
    當然，改革開放後香港還是有它的特殊地位，因為香港是一個國際窗口，文化信息、經濟信息、商業信息都流通得很快。在新的時期，國家賦予香港打造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定位，對香港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香港文學也是中國文學的組成部分。應該有它的地方特色，也要融進大灣區，融進中國文學的大潮。改革開放以來，內地出現了一批很重要的作家，莫言也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我認識內地很多作家，他們的創作條件比香港好多了，一大批傑出作家湧現，在世界都很有地位。
 
    中新社記者：您一直呼籲建設香港文學館，香港為何需要一個文學館？該館應具備哪些功能？您理想中的香港文學館應該是怎樣的？
    潘耀明：香港的文學在民間。我以前是藝術發展局顧問，藝術發展局每年撥款兩億五千萬（港元，下同），起初撥給文學方面的祗有400萬，後來是700萬，現在有1000萬，從整個藝術發展局的資源來講，文學方面佔比很少，表演藝術獲得的政府資源就比較多。實際上，電影是表演藝術，但電影原創劇本是文學作品，所以我覺得過去在資源分配上是很不平衡的。
    香港太需要文學館了。北京很早就有現代文學館，上海、廣州、澳門、台北都有，但香港沒有。我一直講香港不是文化沙漠，但香港的環境對文學而言是沙漠。18年前，由香港作家聯會牽頭，30多位文化界知名人士簽署，倡議在西九文化中心建立香港文學館。此後饒宗頤教授、劉以鬯先生、曾敏之先生等14位簽署者陸續逝世。現在在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的關注支持下，香港文學館近日通過賽馬會的贊助，終於正式籌建，這讓我們覺得有些安慰，對香港文學界也是一個鼓舞。
    文學館首先要有收藏功能，其次是研究、交流的功能。通過文學館可以跟世界各地文學交流，當然也包括展覽，展示香港文學的成就。
    當年，中國作家協會曾想委託我訪問香港幾個老一輩作家，做口述歷史。比如說，劉以鬯、金庸，這些老一輩作家的很多手稿、聲音都沒有留存下來，是很遺憾的事情。口述歷史，過去我一直在呼籲，包括在倪匡還未去世之前，他們都是香港文學的活字典。我當年在紐約大學進修時，發現連唐人街都有口述歷史，華人的口述歷史。香港一直不重視這方面的收藏、保留、保存，現在要找這些大家的手稿很難。因為他們居住的地方很有限，自己也沒有保留，可能家屬也沒有保留，這些都喪失了。這是非常遺憾的事情。所以我覺得香港文學館太重要了。如果我們有一個文學館，就可以收集他們的手稿、書籍，甚至可以做口述歷史。
    有一次，日本邀請我帶一個包括內地作家在內的文學代表團去訪問。我在日本去到的每一個縣、鎮都有文學館，我很驚訝。
這能培養兒童對文學作品的興趣。所以，香港文學館將來還有一個功能是培訓，讓兒童、青少年對文學作品產生愛好並練習。
    文學是文化藝術的靈魂。如果沒有文學，文化這棵樹就是蒼白、無力的。很多表演藝術通過文學來改編，我希望特區政府更加重視文學，使香港不單是國際商業大都會，還是國際文化大都會，真正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