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領會中華文明的現代意義
    【中新社北京3月24日電】（作者 張西平 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北京語言大學特聘教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首提全球文明倡議，他指出：“我們要共同倡導重視文明傳承和創新，充分挖掘各國歷史文化的時代價值，推動各國優秀傳統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這對我們重新認識東西方文明的價值十分重要。
    長期以來，無論中國史研究還是歐洲史研究，都以國別為單元展開。實際上各個文明乃至國家的發展，除內因外，與外部文明的交流互動也是其發展變化的重要原因。
    梁啟超曾說，研究中國歷史可劃分為“中國之中國”“亞洲之中國”及“世界之中國”三個階段。著名史學家雷海宗先生曾指出，世界史研究應注意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聯系和彼此間的相互影響，要注意中國對世界人類文明發展的貢獻。當下學術界的絲綢之路文化交流史研究、明清之際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都說明，我們需要對中西文化關係重新界定，需要從世界文明史的角度重新探究儒家文化的當代意義。
    從長時段全球史重新理解東西文化關係
    為什麼歐洲在19世紀領先於其他地區？西方興起的原因何在？長期以來，“歐洲中心主義”者認為這要歸於希臘文明或基督教信仰，而歐洲以外的國家不具有這樣的文化基因，例如中國的儒教與道教，因此祗有接受希臘文明、基督教文明，落後地區和國家才有希望。
    真實的歷史是這樣嗎？非也。希臘是西方文化之根，這是“歐洲中心主義”者常說的話。但實際上，希臘文化的形成主要受埃及文化、亞述文化等東方文化的影響。希臘歷史學之父希羅多德（Herodotus）是波斯人，祗不過後來定居在希臘。他認為，希臘的紀念儀式、習俗都是從埃及搬來的。希臘人是從埃及那裡學會了佔蔔術，並將他“在埃及學到的許多東西幾乎原封不動地帶到了希臘……希臘幾乎所有神的名字都來自埃及”。為何希臘和埃及關係如此緊密？因為希臘曾是埃及的殖民地。這有著充足歷史學根據，在希臘悲劇中仍可找到大量近東的古代語言殘存，如埃及語、古叙利亞語等。
    儘管雅斯貝爾斯（Karl Theodor Jaspers）提出了“軸心時代”，但人類古代文明源頭中沒有希臘，而是埃及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和中華文明。近東的亞述、蘇美爾文化即古代美索不達米亞的居民創造了世界上最早的輝煌的文明。希臘正是從東方的兩河流域文明和埃及文明中學習到了文字、文學、藝術、宗教、科學技術。英國當代思想史學家J.J.克拉克在其著作《東方啟蒙》中指出，巴比倫與亞述文明是西方的祖先，東方是西方文化之根。
    意大利的文藝復興最早是將由阿拉伯文翻譯的希臘文獻重新回譯成意大利文，從中發揮出新的思想。因此文藝復興是以歐洲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的交流為起點。這說明在歷史上巴格達曾處在全球經濟的中心，接受了亞洲新思想並重新改造，然後傳播到伊斯蘭教的西班牙地區，由此傳向歐洲。
    四大發明是中華文明對世界文明的重大貢獻。在古代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國四大發明經過阿拉伯世界這個中介環節傳入歐洲，進而對歐洲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直接促進了歐洲近代科學技術的產生發展，推動了歐洲社會的變革。馬克思說：“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桿。”
    歐洲啟蒙運動對中華文化的吸收則揭示了儒家思想的世界意義。來華耶穌會士將中國經典陸續譯成歐洲語言並出版後，啟發了以伏爾泰為代表的歐洲啟蒙思想家，在歐洲逐步形成了18世紀的“中國熱”。“漢風”（Chinoiserie）這個詞彙的出現，反映了法國當時對中國的熱情。
    有些學者把歐洲文化稱為“自我成聖”的歷史，似乎外來文化對歐洲的影響不足為道，歐洲能在文化交流中發展，根本在於它有極強的自我調整與發展能力。這樣的看法，從長時段世界史來看是站不住腳的。
    文明互鑒觀是理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理論基礎
    文化交流中，任何一種文化對異文化的接受都有重新理解和解釋的問題，都有變異、適應的問題。重新解釋後的異族文化已經過解釋者的加工，解釋者依據自身文化結構對外來文化進行過濾。這種過濾、解釋後的異族文化與原本的異族文化已有較大不同，這種“誤讀”“變異”，是有其自足性的。當代解釋學大師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說，偏見並非必然是不正確的或錯誤的，並非不可避免地會歪曲真理。
    伏爾泰對孔子的解釋正是在其“偏見”支配下進行的，這是不可避免的。他在法國高舉啟蒙旗幟，反對宗教迫害，反對非理性的宗教狂熱，此時由耶穌會介紹到歐洲的儒學正是一種宗教寬容的“儒教”，是一種視道德理性高於非理性崇拜的學說，自然引起伏爾泰的關注。這樣，孔子成了伏爾泰眼中的孔子，中國宗教成了伏爾泰闡說後的中國宗教。
    伏爾泰理想的政治制度是開明君主制，與古希臘的民主制、羅馬君主制完全不同。在西方找不到思想武器，而當時法國貴族制、僧侶階層嚴重阻礙社會發展。這時來華耶穌會士介紹的中國政治體制——皇帝專權和考試文官制度有機結合，使這個龐大國家運轉良好、社會富足——給他們提供了一個東方榜樣。孔子成為啟蒙思想家的理想，中國政治制度成為他們的榜樣。
    任何成熟文化的發展變革都是由自身內在變革的需求推動，也都是在與外國文化的交流中獲得知識、思想。啟蒙思想家借用了部分儒家思想，但其所有達到的目的，確是根據歐洲自身的文化傳統所決定。
    中國文化在世界傳播過程中為歐美國家吸收利用以求本身文化之發展，揭示了中國文化的世界性意義；這也說明了中華文化在世界各國的傳播會產生各類不同的變異，這是文化交流與文明互鑒的基本規律。
    從文明比較中重新理解中華文化的現代意義
    19世紀成為西方主導的世紀，而中國在列強的槍炮中倒下，從此開始百年“以西為師”的時代。在苦難中融入世界的中國洗禮了自己的精神世界，包容與學習使中國文化完成了新陳代謝。
    當下，中國開始以平等姿態擁抱世界。如何對待自己的歷史，如何處理好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在人們精神世界的位置，成為無法回避的問題。中國需要在長時段歷史中理解自身文化，從世界文化發展的角度、以更寬廣的視野審視中國文化。即梁啟超先生所說的“在世界研究中國”。
    歐洲啟蒙時代，如何讓思想回到世間，讓歷史走出神學，讓理性主導生活，是啟蒙思想家必須回答的問題。而在人類文明的漫長歷史中，中華文明是最早完成從宗教性制度文化轉為世俗性制度文化的民族。中華智慧具有一整套關於在世俗化生活中保持道德和理想，使人成為具有“道德的人”的理論和方法。在當下現代化生活中，以儒家為代表的中華傳統文化成為中國人的精神家園，彰顯了其現代性意義。
    殷周之變後，周文王改變了商朝的凡事必占、以巫為先的做法，確立了“先人而後鬼”“敬德保民”的文化。從此，中國文化開始從對蒼天的敬仰與社會的無序轉變為對人生的關注和以嫡庶制為核心的“道德之團體”，到孔子時則從理論上完成這一重大轉變。
    中國思想到孔子時已基本完成了從神到人的轉變，孔子理論的重點是人世間。他並未完全放棄“天”，“天”和“神”在孔子思想中仍有其地位，是最終依託，是可望不可即的精神支撐。他所追求的重點是從“人道”中尋“天道”。因此儒家既不是無神論也不是有神論，可稱為“遠神論”。
    儒家文化的這個特點，同時造就了中國文化的兩個根本特徵：
    宗教的寬容。以敬天法祖為宗旨的儒家文化，完全沒有一神論的宗教特性，造就了“和而不同”的文化觀與宗教的寬容精神。中國成為在世界文明史上幾乎沒有宗教戰爭的國家，同時，對所有外來宗教都持包容開放的態度。寬容是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徵。中國文化對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的傳入都給予接納，並在與外來文化的互動中推動中華文化發展。這啟示當今世界要堅持弘揚平等、互鑒、對話、包容的文明觀，以寬廣胸懷理解不同文明對價值內涵的認識，尊重不同國家民眾對自身發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衝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弘揚中華文明蘊含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文化的多元。以儒家為核心所形成的中國文化大傳統，成為社會之主流，但正如馬西沙、韓秉方在《中國民間宗教史》所說，“中華文化不祗是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還有充滿生機、活力的熾烈、動躍的一面。”
    這就是民間宗教構成的小傳統。大傳統與小傳統有機統一，儒家正統與民間宗教互動，構成了中華文化的多元生動的一面。同時，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交流是中華文化多元性的最重要特徵。長城內外是故鄉，多民族融合的歷史使中華文化燦爛多彩，從而形成與單一民族文化國家完全不同的文化特點。長期以來西方以歐洲近代化的經驗來解釋中國，無法理解中國多民族融合的歷史，這是西方對中國歷史文化無知的表現。
    以平等、包容的態度學習一切文明、文化的基礎是對自己文化的自信；回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的健康文化心態，是研究和處理東西文化關係的基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