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演進
離不開「認同」
    【中新社重慶12月4日電】（中新社記者  鍾旖） 在世界文明史上，綿延五千多年的中華文明具有顯著的統一性、連續性等特徵，並以獨有的民族、國家、文化的“三位一體”認同模式建構了中華民族的深層價值理念，形成了獨特的歷史演進道路。
    在浩蕩歷史進程中，華夏民族與國家認同意識的演進有何關聯？民族、國家、文化“三位一體”的認同模式發揮著怎樣的關鍵作用？在世界大變局中，中華文明又有何新挑戰？重慶師範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李禹階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從歷史變遷角度，如何認識華夏民族和國家認同的演進？
    李禹階：首先我們要明確，“國家”與“民族”在概念上具有較大區別。
    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具有社會整合等功能，它的規範性與制度化特徵十分鮮明。民族是在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形成的穩定的人們共同體。一般說來，民族在歷史淵源、生產方式、語言、文化、風俗習慣以及心理認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徵。有的民族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宗教起著重要作用。
    在中國，民族的文化及心理特點十分突出，在內涵上比外顯的國家制度化特點具有更多內在的、“軟”性的思想意識上的特徵，即民族成員表現在民族意識上的自覺認同以及這種文化、心理認同的深沉性、繼承性和強大性。
    在人類社會初期，民族認同主要憑藉以血緣、宗親等生物學因素為基礎的社會關係。隨著社會發展，民族在演進中逐步形成為一個穩定的社會群體，並且與地緣構成發生新的交叉和整合，形成一種社會關係。在人類歷史發展中，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既相互聯系，又常常出現差異。
    可是，在中華文明史上，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常常是空前一致的。例如春秋時期的內外交患，其時代主題交叉點的坐標為“尊王攘夷”，既鮮明地體現了時代政治與民族的大主題，也是華夏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向新時期轉化的旗幟。從政治意義上說，“尊王”凸顯了華夏政治國家的主權理念，以周天子的旗幟作為華夏政治共同體最高權力的象徵，從而希望通過“尊王”而循守華夏政治國家的制度秩序。從民族意義看，“攘夷”則突出了華夏民族自覺的族別認知和自我認同意識。這些意識在春秋戰國的歷史發展中，逐漸構成華夏民族、國家一體化的文明特質。
    秦統一中國以後，隨著中央集權政治制度的確立，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更加呈現出一致性。同時，華夏民族在秦以前的多元一體格局仍繼承下來，並且在民族融合與同化中，一方面不斷擴大華夏民族隊伍，使它成為當今一個人口眾多的民族；另一方面東亞大陸的地理生態環境和華夏民族先進文化，又不斷吸附許多新的民族，形成新的多元一體的民族格局。華夏民族正是在這種多元一體的轉化中發展壯大，成為世界上一種特殊的民族現象。
 
    中新社記者：中國朝代歷經數千年，既有大一統也有分裂，為何“文明”始終保持持續發展的演進歷程？
    李禹階：在中國古代，分與合、衝突與融合常常相伴而行。但是每一次衝突的結果，總是更高層次、更大規模的民族關係和生產關係的新調整，並導致更加強大、繁盛的統一國家和民族共同體的出現，使中華文明更加繁榮絢爛。
    而由衝突向融合轉化的必然性背後，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於我們民族、國家意識中所積澱的深層文化價值理念，即以文化認同為基礎的民族、國家認同的“三位一體”的一致性，沒有自我封閉，而是表現出一種開放、兼容、內聚、禮義的形式與特點。
    其一，從文化的開放性看，華夏民族的文化觀念常常有著超越種族、文化差異的巨大的互融性、包容性。例如在秦漢大一統時代，其關東、關中文化的匯集，長江、黃河流域楚、漢文化的交融，後至魏晉時期，各民族文化的大融合等，使古代中國文化呈現開放而繁榮的狀態。祗要承認華夏文化的道德觀念、價值理念，就可被華夏文明所接納，各種文明成果都可以交融、匯集其中。
    其二，從種族、民族的兼容性看，從春秋到明清，華夏周邊的許多不同族群、民族，通過生業、文化、婚姻等方面的融合，逐漸匯入華夏（漢）民族大家庭。尤其是魏晉、宋元、明清的幾次大的民族衝突與融匯，加速了民族大融合的進程。大漢、盛唐之所以被人久久稱頌，正是因為有著春秋戰國、秦漢魏晉的民族融合、胡漢夾雜的基礎。
    其三，從國家對民族的安全性義務看，在華夏（漢）民族的意識中，作為主權的“中國”與作為中華民族主體的華夏（漢）民族等的不可分割性也成為人們的共識。例如自秦、漢以來，北防、南征、西通域外就成為歷代國家最重要的政治、軍事、外交的要務。秦代修長城、漢武帝大規模出擊匈奴等，均為國家安全性義務的表現。
    世界歷史上不乏一個民族長久地分為多個國家的情形，但是在中國，人們往往將國家作為民族的象徵，以民族作為國家的基石，甚至將國家、民族的雙重統一看作實現人生生命價值的崇高目標。民族危機即是國家危難，在民族與國家危難中，國家與民族之間的認同常會達成空前的一致，並成為人們願為之赴湯蹈火的生命價值取向。這種價值取向與民族集體理性涉及方方面面的人物。即使是懷抱不平的韜晦之士，祗要觸及國家與民族這一主題，也會憂憤酣歌、視死如歸。故每當民族危機來臨時，人們往往將“救亡”（民族、文化）、“救國”（政治國家）聯系起來，並將這種拯救民族危亡的期望寄託于國家，期望統治者能擔負起救亡、救國的責任。這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有無數例子可以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