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解放是西藏農奴及後代
實現追求自由掌握命運起點

    【中新社拉薩4月4日電】(中新社記者 趙朗)“有別于祖輩，西藏的農奴及後代們逐步實現了人對自由的追求，掌握了自己的命運，他們自由選擇成為公務員、商人、教師、文藝工作者等，身份更多元化，人身權益受到了合法保障。這個起點，是1951年的西藏和平解放。”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原副秘書長孫勇近日接受中新社記者採訪時如是說。
    在舊西藏封建農奴制下，《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明確將人分三等九級。占人口95%的農奴既無生產資料，也無人身自由，完全依附于祗占人口5%的農奴主。在孫勇看來，摧毀農奴制度，普通民眾獲得基本人權，是這片喜馬拉雅高地的最大變革。
    70年來，農奴翻身的故事在西藏不勝枚舉。例如，在西藏民主改革第一村克松村，村民索朗多吉從出生便被刻上農奴的標籤，8歲起便為農奴主放牧。經歷10年農奴生活的他，在1959年後迎來翻身機遇，于克松村教學點接受文化教育，後被選送到拉薩學習發電技術，學成返村從事發電工作。又如，吉普·平措次登與拉巴平措均曾出任西藏自治區政府副主席，然而在舊西藏，兩人卻分別為吉普莊園的貴族與農奴。曾經地位懸殊的兩人，在新西藏可平等共事，成就一段佳話。
    孫勇表示，和平解放改變了西藏社會的發展軌跡，奠定了社會巨變的基礎。1959年，西藏實行民主改革，農奴翻身解放，基層人民政權自此逐步建立。1965年，西藏自治區成立，與全中國一道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這三個重要的歷史節點，為西藏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全面實行奠定了基礎。
    數據顯示，西藏各級藏族及少數民族人大代表佔全區人大代表總數九成以上，西藏自治區成立後，包括藏族在內的少數民族成為干部隊伍主體。孫勇認為，這表明中共確保了少數民族的權利，體現了中共民族政策和國家有關法律法規的落實。
    從三等九級到人人平等，政治權利和法律地位的保障下，西藏民眾追求美好生活的積極性被極大地調動起來，西藏社會經濟發展面貌煥然一新。
    1951年和平解放初期，拉薩市區面積僅約3平方公里。在孫勇記憶中，到上世紀60年代，拉薩已建設起新城區，新華書店、貿易公司、糧油店、水電站、柏油路等，成為標配。彼時，當地最火的歌曲《父女雙雙逛新城》，以對唱形式記錄了新城區的新氣象。時至今日，新城區的主路仍是拉薩市區最繁華的街道，東西兩端連接著大昭寺和布達拉宮。
    城市建設翻天覆地的變化外，民生水準也日益提高。“門孜康是解放前極少數官辦醫療機構之一，僅能提供藏醫藏藥，是上層社會的專屬。”孫勇說，和平解放後，西藏建立了不少現代醫院，普通民眾均可自由選擇。“很多優秀的醫生和醫療技術人員都是從內地調過來的。”
    自1980年起，中央先後七次召開西藏工作座談會，為西藏發展謀篇佈局。時至今日，西藏鐵路、航空、公路四通八達，水網、電網、互聯網進村入戶；主要勞動年齡人口受教育年限10.2年，極高海拔地區民眾通過生態搬遷，走出“生命禁區”，人均預期壽命由35.5歲增加到71.1歲；2015年，西藏全區地區生產總值首破千億元人民幣；2019年底，西藏實現62.8萬貧困人口脫貧，消除絕對貧困。巨大的現代化發展成就背後，西藏的生態環境依然優質，草原綜合植被蓋度47%，冰川草地溪流純淨如初；傳統文化得到更好地保護和弘揚。
    孫勇表示，從1951年到1959年，西藏民眾看了8年，比了8年，認識到中共是全心全意為西藏民眾服務的政黨，認同了共產黨。從那時起，中共的執政地位便在西藏確立。“經過建立自治區、社會主義建設、改革開放等若干歷史階段，中共成為西藏民眾的主心骨、堅強的領導力量。”
    “鞏固脫貧成果、實現鄉村振興，是當地下一步發展的重要命題，這需要大量探索。”孫勇表示，可以相信的是，基於70年巨變的基礎，西藏發展的步伐會越來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