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邦交正常化50周年重要歷史點上
中日如何重溫初心面向未來
    【中新社北京9月20日電】（中新社記者 張素）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站在重要歷史節點，中日兩國如何汲取兩國關係正反兩方面經驗，推動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係，更好面向未來，受到各方關注。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東海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楊伯江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解讀中日兩國應如何重溫初心、面向未來、相向而行，將更加成熟穩定、健康強韌的中日關係帶入下一個50年。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中國人常說「五十而知天命」。重溫邦交正常化「初心」，對於「一衣帶水」的中日兩國有何意義和啟示？
    楊伯江：今年是中日關係的重要年份。50年前，兩國本著互尊互信和求同存異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難實現邦交正常化，意義重大。比較冷戰背景下新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建交模式，中日 邦交正常化有其自身特點。兩國政府先是在1972年發表聯合聲明，然後時隔6年簽訂經立法機構批准的和平友好條約。可見由於情況特殊，中日邦交正常化是分「兩步走」的。
   以史為鑒，更有觀照現實之義。2021年10月8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通電話時指出，「中日要認真汲取兩國關係正反兩方面經驗」。我想，這裡就包含著對邦交正常化「初心」的再確認。對於在邦交正常化之初老一輩領導人就發展兩國關係方針、原則等達成的共識，雙方應一如既往地遵守下去。在涉及兩國關係政治基礎的重大原則問題上要重信守諾。
    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台灣問題是焦點。半個世紀過去，對照近年來中日關係的現實發展，我們更加感到「初心」的重要性。早在50年前，中日兩國領導人已就如何處理台灣問題達成共識。令人擔憂的是，一段時期以來，日方在台灣問題上連續出現消極動向，給中日關係帶來嚴重干擾。
    中新社記者：面向未來，中日兩國應如何「以史為鑒」，更清醒地把握雙邊關係發展正確方向，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係？
    楊伯江：中日地緣相近文化相通，兩國關係源遠流長，內涵豐富又格外複雜。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係，必須把握中日關係自身特點，還要抓住新時代特徵。
    時代特徵，概括來說體現于兩個層面——看全球，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看中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是中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所謂「契合新時代要求」，意味著中日雙方要從本國真正的長遠利益、根本利益出發，從造福地區與世界的高度出發，繼續本著「求同存異」的原則精神發展兩國關係，包括處理相互間的矛盾分歧。
    作為「搬不走的鄰居」，中國與日本在長達2000多年的交往中必然地產生了兩方面的結果。一方面，兩國之間大到社會小到個人，都會有千絲萬縷的聯系，許多好的成果和經驗已經 積澱下來；另一方面，不可避免就會有這樣那樣的分歧和矛盾。
    放眼世界上近200個國家，鄰國之間存在問題並不罕見，而是很常見，關鍵在於用什麼樣的思路和方式解決問題。應該看到，自1972年以來的中日四個政治文件都強調雙方互不構成威脅，和平、友好、合作也始終是雙方必須牢牢把握的正確方向。中日達成的四個政治文件和一系列重要共識，為處理各種矛盾分歧確立了根本遵循，也是確保中日關係行穩致遠的根本保障。
    中新社記者：在綿延2000多年的長期交往中，中日兩國人民曾為亞洲乃至全球文明進步作出貢獻。有著相似文化背景的兩國今天如何為人類貢獻更多智慧力量？
    楊伯江：總體來說是兩個層面。一個層面是具體到每一個實際問題的解決，例如，中日雙方在應對極端天氣等問題上存在共同利益，在某些方面處於相同立場。
    以當前頗受關注的減碳為例。中國能源消耗中，煤炭所佔比例較高。日本在經歷「3·11」地震以後，核能發電受挫，石化能源使用程度不降反增。因此，中日雙方在減少煤炭依賴等問題上可以探索合作。
    另一個層面是中國、日本、韓國和東南亞國家攜起手來，為百年變局下世界的和平與穩定進一步貢獻東方智慧。
    目前，國際間的諸多標準、價值、模式等，還是由西方首創或定義的。實踐表明西方的路不一定適合亞洲，以及除歐美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區。
    展望未來，亞洲真正實現復興，不僅在於經濟總量的上昇，也基於「亞洲價值」能否在國際事務中更多發揮出應有的作用。作為亞洲主要國家，世界第二、第三大經濟體，中國與日本在這方面責無旁貸。
    需要指出的是，儘管有相通的歷史文化淵源，但中日文化並不相互等同，彼此更需要增加文化、文明的對話與交流。這在實踐中也有具體抓手。
    中國和日本是當前世界上僅有的使用漢字的國家。歷史上，日本長期學習中國文化，包括典章制度。清代後期以來，中國引進日本典籍，以學習當時先進的技術和思想。在這一過程中，中文從日語中引進了大量漢字詞。
    近代以來，中日兩國走上不同的發展道路，經歷了不同的民族命運，對於一些詞的解讀也漸行漸遠。比如「保守」一詞，日語沿用「conservatism」的詞義，指相對謹慎、穩健（的政策），不包含太多價值判斷。中文語境下的「保守」則意味著因循守舊、故步自封，含義偏于負面。當人們討論冷戰後的變化時，儘管中日兩國學者都認同日本社會在總體保守化，但彼此對「保守」的感受、概念的認定是有所不同的。一詞之別，折射出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性。
    中新社記者：在涉台、東海、歷史等議題上，中日應如何管控分歧，排除外部因素干擾，為兩國關係穩定發展「減負排障」？此外，對於所謂「政冷經熱」狀態，您怎麼看？
    楊伯江：目前國際形勢紛繁複雜，比如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世界範圍內供應鏈波動、人員往來受阻等，又如中美關係變化等，都是中日關係面臨的環境因素。在如此複雜的外部環境中想要實現穩定發展，總體思路在於把中日關係的良性資產部分做大，使得不良資產的佔比相應縮小。
    進一步來看，對於現存的矛盾分歧，我們應認識到，能解決當然更好，但有些問題短期內解決不了，就應進行有效管控。當前中日關係正處於新一輪矛盾高發期，新老問題交織凸顯，雙方要切實重信守諾，按照四個政治文件原則及有關共識精神，增強風險意識，妥善處理敏感因素，避免衝擊兩國關係大局。
    「以經促政」「政經分離」，是在戰後特殊歷史階段中日促進關係發展的有效方式。在1972年發表聯合聲明之前，兩國交往就是「以民促官」。這一做法的背後邏輯，既因為雙方有共同的利益需求，也因大方向是明確的，即雙方遲早要實現邦交正常化。
    時至今日，兩國間政治關係、經濟關係發展到互為基礎，相互影響。政治關係不好，經濟合作密切是不可能的。
    反過來，經濟合作不足，好的政治關係也難以長期維系。「政冷經熱」是特殊背景下的現象，不可能作為常態存在。
    中新社記者：有民調顯示，日本的年輕人對華態度與其前輩存在差異。您認為在民間交流方面應如何有針對性地創新改革，厚植中日友好民意基礎？
    楊伯江：一國民眾對另一國的印象往往有著明顯的代際差。說到日本民眾對華態度，還需根據其年齡細分。相對來說，50歲—60歲這一代日本人對華印象較為不好，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這代人經歷了繁榮鼎盛時期，又目睹日本經濟進入下行通道，反觀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蓬勃發展，難免產生心理落差。
    至於如何厚植民意基礎，需要根據階層、業別、年齡層劃分，我有兩點建議。一方面是面向中老年人，應該著力挖掘傳統文化共同點，擴大「文化相通」。事實上，20世紀90年代前，在經濟繁榮背景下，日本人特別想在文化上「尋根」，直至今日依然有許多日本人對古代絲綢之路心懷憧憬、對日本與絲路之緣很感興趣。兩國可以擴大開展上述項目交流。
    另一方面是面向年輕人。相較于他們的祖輩、父輩，中日兩國年輕人的成長背景更為接近。特別是在互聯網時代，他們哪怕不見面，也可以在網絡上交流，討論共同感興趣的話題、打同款的網遊。應該把他們探討的話題引向深入。
    總之，可針對不同年齡、不同職業的受眾，設定不同的民間交流主題，讓更多日本人瞭解一個「等身大」「立體」的中國，加深兩國民間的相互理解。